本命年做梦背包被偷(女人梦见包丢了又找到)
本文为一条原创，未经许可不得转载、抄袭，违者将被追究法律责任！
39岁的作家杨潇，
过去当过14年特稿记者。
2018年他花41天，
以徒步为主，穿越1600公里，从长沙到昆明，
重走了当年西南联大“湘黔滇旅行团”的西迁之路。
写成新书——
《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
旅行团日行40公里，睡猪圈，
一路提防匪徒，
却仍坚持采风，
写出了第一本中国人自己的西南实录，
还鼓舞了当时抗战的决心。
我们在北京见到了杨潇，
跟他边走边谈。
“我要像他们一样，
在路上，重新发现中国。”
自述 杨潇
编辑 陈星 责编 倪楚娇
重走，是为了更好的出发
2018年，我迎来了第三个本命年，却陷入了很深的迷茫。
我从前是一名记者，写了10多年特稿，后来做过时尚杂志副主编，也拍过长视频。36岁这一年，我发现这一切都已经不能满足我了。
我刚好读到一本书——《联大长征》。当年为了躲避战火，北大、清华、南开的学生被迫西迁，300名师生历时68天，徒步1600公里，最终到达昆明，与另外两路师生汇合，这才有了西南联大。
我读学生们的日记，看到他们被迫离开课堂，投入一段未知的旅程。我觉得这种状态和我很像。于是我决定和80年前的年轻人一起上路，找回自己的方向感。
2018年4月，我正式出发。
我试图弄清楚，他们一路上的日常生活什么样？所见所闻如何影响着他们？他们又如何处理国家与自我的危机？
每到一个地方，都会到地方档案馆找县志
在站点和旅行方式上，我尽量跟他们一一对应。
他们从长沙去益阳是坐船，现在没有船了，我就坐绿皮火车。他们从益阳开始徒步，我也从益阳开始徒步。
我不仅要在空间上重走一遍，也期待跨过时间与师生们相遇。
长沙的湘江景色
长沙临时大学旧貌
故事的起点：长沙临时大学
我一到长沙，就去找长沙临时大学的旧址。现在很多人不知道，三所高校最先是在长沙组成了临大，随后才西迁改名为西南联大。
圣经学院的过去和现在
当时学校租用的是韭菜园1号的圣经学院，如今成了湖南省人民政府机关二院。
在南岳寻找联大文科教授曾居住的“停云楼”
如今的停云楼已经完全破败
文学院在南岳的停云楼，金岳霖、燕卜荪在阳台上谈论维特根斯坦。
如今，房子已经完全破败，屋顶是茅草和藤蔓植物所穿，玻璃窗全部荡然无存。
长沙出现空袭
开学后第三周，长沙出现了空袭，一天来了4架战机，死伤300余人。
最后师生兵分三路前往昆明。其中最艰苦的方式是徒步去昆明。
师生离开长沙不到9个月，长沙就在文夕大火中化为废墟。
湘黔滇旅行团的教师：李嘉言、李海峰、李继侗、许伟橘、黄珏生、闻一多、曾昭抡、吴征镒、毛应斗
千里迢迢去昆明
最终参加旅行团的有近292名学生。在11位带队教师中，最有名的要数闻一多。
闻一多虽只有40来岁，但特别显老，看上去很不能走路。好友杨振声戏说：“一多加入旅行团，应该带一具棺材走。”
这个说法并不夸张，我在徒步的第二天就差点支撑不住。第一天明明可以负重走那么远，没想到休息后反倒直接崩盘。后来我一路上几次给背包减重，最后连肥皂都切成了两半。
旅行团是按行军组织的，早上6:30起床，最晚8:00上路。这三百个人住哪里，安排多少个房间，借多少稻草来铺地，谁烧水，谁采购，谁做饭，一切都是有组织的。
那时候打牌很流行，有的学生为了打牌，会走得特别快，先到了目的地就可以先打牌，一边打牌一边等人来，这方面是很自由散漫的。
那会儿的学生都喜欢合唱，唱歌是最好的激发士气的方式。
晚年接受采访的黄钰生回忆说，“我们一路上唱着游击队之歌、我们都是神枪手，还唱聂耳的歌。我们吃的很好，睡得不可能很好，有时牛舔我们的脖子，就在牛厩的旁边睡了。”
探寻80年前的旅行团足迹
安顺火牛洞是我重点打卡的“景点”。
当年为了利用回音丈量洞穴的大小，闻一多曾在此“高歌”过两曲，一首是经典的那不勒斯民谣《桑塔·露琪亚》，一首是当时在美国流行的《胡安妮塔》。
我读着这些记述，对火牛洞有着无限的向往。
现在的火牛洞，已经更名为“犀牛洞”，洞口有红色油漆铁门把手，门没上锁，洞口是碎石和木料。无数恐怖的画面在脑海中划过，最后放弃了进洞的想法。
鹅翅膀大桥的现在和过去
在路上认识中国
湘黔滇旅行团的许多人都试图在路上理解中国。
进入贵州，旅行团对鸦片印象深刻。有一个学生写道“恐怖的山谷，罂粟花，苗族的百姓和瘦弱的人们，使我觉得如同经历了几个国度”。
吴大昌告诉我，“江浙和平津都禁烟禁得厉害，但一进到贵州，路边你就能看到他躺在那里吸鸦片，就如路边晒太阳者一样常见。”
临大校方给学生的要求“多习民风，考察风土”
按照临大校方给学生的要求“多习民风，考察风土”，旅行团成立了摄影组、地质组、采风组，还有民间歌谣采集组，闻一多是歌谣采集的指导。
最后刘兆吉坚持了下来了，在1946年出了一本《西南采风录》。
有一个学生，在临行前看到中国西南地区的记录多是外国人做的，受到了刺激，后来他出版的《西南三千五百里》成为旅行团的第一本著作。
老人是我最想感激的
沿路上遇到许多老人，我会挑眼睛有光的和他们攀谈。他们记忆力很好，你只要一张口，他们就能和你说上半天，依据他们的讲述，就能重建一个城市。
我从长沙正式出发之前，我去中南大学的院士楼拜访了赵新那，她的父亲是中国现代语言学之父
我还拜访了9位旅行团的后代。
很多旅行团成员都不曾和子女提起过这段往事，比如杨式德和黄钰生。
其实，杨式德从出发起就每天记日记，深紫色的硬皮本，封面封底都没有字。一起沉睡在他的书柜里。黄珏生的女儿黄满，是在父亲去世十多年后，才发现父亲写过一份两万多字的自传。
旅行团经过坝陵桥
互联网似乎把一切都拉平了
这一趟走下来，我有一个特别直观的感受——互联网时代，好像一切都被拉平了。
比如北上广的大面积拆迁似乎已经是历史，但在很多地方，它还是进行时，如果你再往里面走，它甚至还没开始。道理上明白是一回事，亲眼看到却是另一回事。
在北上广这样的城市生活久了，会经常忘记其他地方也是中国。
从盘县到富源的路上：胜境坊
新晃：县城一景
楠木铺-马底驿：五里山附近，淌水过河的村民
这条路不只是一个现实的路，它是一条历史叠成的路
1938年4月28日，旅行最后一天。终于抵达大板桥时，黄钰生给大家带来新的袜子和精制麻草鞋。
而我是在2018年5月17日，到达的昆明金马碧鸡坊，买了只圆筒冰淇凌作为小小犒劳。
我后来才意识到，师生们从平津到长沙再到昆明，这中间有着官能与心灵的大变化，发生在抗战初年的此种变化最终影响了中国的未来。
这条路不只是一个现实的路，它是一条历史叠成的路。这些人和故事一层层叠加起来，才构成了一个叫中国的东西。
本文为一条原创，未经许可不得转载、抄袭，违者将被追究法律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