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见树被砍了剩下树桩(梦见树的上半截被砍掉)

记者 | 董子琪

编辑 | 黄月

一个人给交易所发了收集梦的通告，人们纷纷试图把梦卖给他。他每天阅读几十个梦之后，发现了梦与梦之间的相似之处。

一个女人在梦里听到一个男子的表白，她问，你是谁，你在哪儿？在电话簿上查到了那个人的地址，并找过去了，但是这个男子毫不意外地，并不知道她是谁。

一个地方广播电台每天举办知识竞赛，问的问题稀奇古怪，但是却总有一个男人打电话把问题回答出来。有天电台节目在提完问题之后，播音员说，这位先生，请您不要打电话。

一个男人总是做噩梦，他从大白蜡树锯下一段树桩，树头挖上一个深坑，给自己做了一顶木帽子，战争爆发了，他进入了军队，据说因为不愿意将帽子换成头盔而送命。

这些片段都出自波兰女作家奥尔加·托卡尔丘克的小说《白天的房子，夜晚的房子》（波兰版出版于1998年），中文版由后浪出版公司引进。整部小说没有连贯的叙事，而是由数十个片段组成，既有上面提到的“新鲁达广播电台”、女人梦见男人的故事，还有地方“旅游指南”，以及有一整页的“酸奶油焖毒蝇菌的方法”。而这种写法，与作者的上一本小说《太古和其他的时间》（波兰版出版于1996年）一脉相承。

在《太古和其他的时间》里，“太古”这个地方的所有人物都分割成一个个名为“时间”，于是，第一代人、第二代人、第三代人都分别拥有各自的时间，甚至咖啡磨、鬼魂也都有自己的“时间”，一个人的时间之后紧跟别人/他物的时间，没有人的“时间”是连贯的，故事可以分开当散文读，也可以连起来读。

虽然托卡尔丘克的两部小说未以“辞典”为名，但这样线索纷纭的写法与词条的编纂形式，不由得让人想起“辞典小说”。

上世纪80年代，塞尔维亚作家米洛拉德·帕维奇的《哈扎尔辞典》以一部好似“梦的拼贴画”的奇书，开创了“辞典小说”的先河，此书由红、绿、黄三部组成，各部又由不同编纂而成，词条中人物忽生忽死没有定论，梦境与现实互相穿越，似真似假、扑朔迷离，1998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将《哈扎尔辞典》引进国内。1996年，中国作家韩少功的《马桥词典》出版，此书也以“词典”为名，收集了马桥的各种方言“残片”。在《词典》中，韩少功抛弃了传统小说的完整情节与因果关系，试图为马桥的每一样东西“立传”——即使是两棵树都有传记（还有类似树要复仇的情节）。也正是因为都采用了“词典”的形式，上世纪90年代末，韩少功还因有人诬告他的《马桥词典》抄袭《哈扎尔辞典》而打了场笔墨官司，并最终取得了胜利。

如果我们抛开那场二十年前的官司，单说“辞典小说”的话，它与普通小说的叙事有何不同？魅力又在哪里？ 我们不妨对这几部奇书的特点稍作梳理，一探究竟。

看完整部《哈扎尔辞典》，人们可能会陷入茫然，这到底有多少个故事？多少个人物？一个人物的经历又有几个版本？没有人可以说得清楚，因为《哈扎尔辞典》并没有一条主线索。在卷首导语里，作者假托“辞典”是来自“达乌勃马奴斯”的版本，而因此版本使用的材料并不确凿，所以其“内容更像是一部传奇”，“所表现的内容有如梦中的晚餐，由不同年代的梦幻之网编织而成”。

《哈扎尔辞典》分为红书（基督教的）、绿书（伊斯兰教的）和黄书（古犹太教的），其中都有一位名叫阿捷赫的公主。阿捷赫很重要，她的归宗决定了哈扎尔人与哈扎尔语的生存与消亡，只不过每一部书对这位三教公主的解释都不一样：红书说，阿捷赫在宗教大论辩中击败了犹太教，最终与夫君改宗了基督教；黄书讲，阿捷赫公主因为接受了犹太教，而引起了伊斯兰恶魔的报复；绿书则说，阿捷赫在大论辩中挫败了犹太教和基督教徒，改宗伊斯兰教，却遭到了基督教与犹太教的报复，自愿下第三个地狱。总之，《哈扎尔辞典》三部里的三教各执一词，都认为阿捷赫信奉了自己的宗教，结局或者是死了，或者是受到报复进入了其他宗教的地狱。

阿捷赫是什么样的？红书的写法最富诗意，里面说，她睡前眼睑上要由盲人写上有毒的字母，见到的人都要死，所以婢女侍候她梳洗时都要闭上眼睛，最终她被“快镜和慢镜”所杀，“快镜在事情发生之前提前将其照出，慢镜则在事情发生之后将其照出，慢镜落后的时间与快镜提前的时间相等。” 在黄书里，她被惩罚至忘记所有的诗篇和哈扎尔语，在大祸临头之前，她有所预感，便下旨令让鹦鹉把辞条的诗文背诵出来。当哈扎尔国改变信仰、哈扎尔语急速消亡时，鹦鹉飞往黑海边的森林，教那里的鹦鹉说哈扎尔语。久而久之，只有鹦鹉知道这些诗，只有鹦鹉讲哈扎尔语。在绿书里，阿捷赫自愿下到伊斯兰地狱，她被褫夺了性别，除了“库”这个字外，忘却自己所有的诗作和语言，却可以长生不死，她将自己奉献给了“捕梦教派”，可以随意进出别人的梦境，甚至在梦中传递物品。针对“阿捷赫”这个词条，红、黄、绿三部书做出了彼此不同乃至互相矛盾的解释。公主究竟死了没？没人知道——这只是“词典”的开端而已。

虽不像《哈扎尔辞典》那样有着来自三个版本、不同教派之间的冲突，但《马桥词典》一样线索复杂。韩少功将整个马桥村搬入了词典，词条从罗江、枫树、蛇、黄皮狗、牛，再到各个人物以及他们的情感，各有故事，无所不包。更长的故事除“本词”之外还有“续”，然而，“本词”和“续”显然不是一回事。以龙为例，龙的“本词”是一句粗鄙的骂人话，有阳具之意，故事里讲的也是一个男人被侮辱的一生；“续”里的龙是端午赛龙舟，这时候龙舟是一个尊贵的物件，人们要好好对它，还要抬着它去比赛，“不能让它累着了”。如此一来，“本词”和“续”之间，构成了一种荒诞的对比关系。

虽然《马桥词典》里也一些明确的人物形象，例如死掉儿子变成预测彩票专家的水水，还有变成哑巴、中毒后百毒不侵的盐早，但马桥的故事主角在哪儿？韩少功的回答是：这里没有主角，只有词语和词语，“语言差不多就是神咒，一本词典差不多就是可能放出十万神魔的盒子”。而对于世间万象的罗列铺排，正是对于真正现实的模拟。他写道，在现实生活中，人们的处境并不是像小说里那样有主导的情绪、主导的情节，而总是在两个、三个甚至更多的因果线索交叉之中，“每一线因果之外还有大量其他的物事和物相呈现……”所以，词典中表现出纷繁复杂的线索，是对于传统小说的主要人物、主导线索、因果关系的破解。

辞典的包罗万象，既是对于传统小说情节为重的一种破解，另一方面也是对于重要人物与重要意义的消解，因为无论是谁，都是以“词条”的形式存在的——甚至可以说，一个人和一条狗，作为词条是平等的。正是从这种“平等”中，我们可以捕捉到一些有趣的内容。

比如《马桥词典》的“枫鬼”一节，是关于马桥的两棵枫树的。两棵枫树的历史已然不可考证，多年一场山火，烧掉了坡上其他的树，只有它们安然无恙。关于它们的传说也就多了起来，有人学画画过这两棵树，可是之后手臂剧痛三日、红肿发烧，“再也不敢造次”。七十年代以后，两棵枫树被砍来当成新建公社的排椅——从此以后，附近的村寨都开始流行瘙痒症，“男男女女的患者见面时也总是欲哭欲笑地浑身乱抓，”去看医生也不见好。“有一种流言，说这是发‘枫癣 ’，就是马桥的枫鬼闹的。——它们要乱掉人们一本正经的样子，报复砍伐它的凶手。”

还有一个章节叫做“肯”，讲的是马桥人不单用“肯”字来描述人的意志，比如“肯不肯干”，还用这个字来讲天下万物，诸如“这块田肯长禾”、“我屋里的柴不肯起火”等等，仿佛它们是有意志的、有思想的。马桥人也习惯跟它们讲话，“把犁头狠狠地骂它，它在地里就走得快多了”，“把柴刀放在酒坛口上，就酒气熏一熏，它砍柴时烈劲就足多了”。在马桥这部词典里，枫树能找人报仇，犁头能听懂人的咒骂，柴刀也贪恋烈酒，这是充满诗意的、甚至是孩童般的万物有灵观，也是贯穿于词典纷繁情节中的一条明显线索。

在“枫鬼”之外，还有田埂的流水缺口叫做“月口”，就跟女人有“月经”一样；有记得公社大狗运动仇恨的大黄狗“黄皮”；还有马桥的朱牙土，这种土最常见，却也有着自己的生命力一般，因为这是人们每天都要面对的土，“是使男人们疯狂女人们绝望孩子们刹那间变得皱纹满面的土……是使生命变成一个个日子的土”。

为什么要这样写？韩少功在“枫鬼”中说，在人们变得强大以后，就会用强大的知识来解释事物，而不再留恋童年的“拟人化”或者“泛灵化”的想法。“问题在于”，韩少功说，“强者的思想就是正确的思想么？在相当长的岁月里，男人比女人强大，男人的思想是否就正确？列强帝国比殖民地强大，帝国的思想是否就正确？如果在外星空间存在这一个比人类高级得多也强大得多的生类，它们的思想是否就应该用来消灭和替代人类的思想？”正是如此，跟人的悲欢相比，枫树的冤屈、黄狗的复仇和土地的意志，都同样重要。

在波兰作家奥尔加·托卡尔丘克的《白天的房子，夜晚的房子》以及 《太古和其他的时间》里，我们也可以看到许多与《马桥词典》类似的“万物有灵”。在“太古”里，不仅有主角的“时间”，还有一些无名物件的时间，比如椴树的“时间”、房屋的“时间”、洋娃娃（一条狗的名字）的“时间”和咖啡小磨子的“时间”。如果主角的“时间”是以有行动的事件构成的，那这些植物或者物件的“时间”就是存在本身。作者还将物品、植物、动物与人的存在方式，按照难度排了一个序列。

“人们以为他们比动物，比植物，尤其是比物品活得更艰难。动物觉得比植物和物品活得更艰难。植物臆想自己比物品活得更艰难。而物品总是坚持着或保持在一种状态。这坚持是比任何别的生存方式都更艰难的生存方式。”物品的存在方式，很可能不像人们所以为的那样，“如果咖啡磨是世界的中心呢？如果磨咖啡这件事就是世界的中心呢？”作者问道。

因为守着自己的存在，这些植物或物件反而获得了永恒的力量。在“椴树的时间”里作者用极其诗意的语言描述，“一棵树死了，另一棵树就会接受它的梦，将这种没有意义，没有印象的梦继续做下去。所以，树木永远不会死亡。” 这和韩少功所言“想象满树鲜花是树根的梦”可谓十分相似了。

既然情节彼此矛盾，万物又同等重要，那么究竟是什么在组织这些辞典的编排，或者说辞典小说是否存在一个底层逻辑呢？不同的小说可能有不同的情况。以梦境为例，这些小说都有着非常明显的对于梦的关注——梦好像是个巨大的比喻，能装进去所有东西。在《哈扎尔辞典》中，“哈扎尔”就是“捕梦之乡”，阿捷赫传说中的厉害本领也是“穿越梦境”，“红书”作者之一、阿勃拉姆·波朗科维奇的梦境主宰了他的生活，“现实世界在梦境里逐次失踪，先是飞鸟，继之是他的弟兄，然后是父母……最后连他本人也消失了，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白天的房子，夜晚的房子》整部书也是以“梦”为开头的。《太古和其他的时间》里对“梦”的描述更是有趣，有一处就提到，人们以为自己出了“太古”，其实只是站在太古的边界，像石头一样睡着了，回家后把做的梦当成是记忆。《马桥词典》与“梦”的关联最少，但是韩少功对“梦”的作用却点得最为清晰明白：有一个词条“梦婆”，说的是一个疯掉了、却能预测彩票的老太婆。韩少功写道，“凡是远离知识和理智的人（小孩，女人、精神病人），在很多人心目中虽是可怜的弱者，但在一些命运关头，他们突然又成了最接近真理的人、最可信赖和依靠的人。” 韩少功笔下的“梦婆”更接近真理，就跟“太古”里认为梦可以比拟记忆，“哈扎尔”中将捕梦、追梦作为故事主线一样，也是这几部书相较于普通小说的最难理解之处。

梦境难以理解，但是对时间的体验就比较具体了。在日常经验中，人们也会觉察出“梦境”与时间的关系，比如说在梦里时间会压缩甚至被遗忘，只是这几部书对于时间的处理更富有想象力，或者说，这几部辞典小说的组织逻辑就藏在对时间的安排里。最为明显的例子是奥尔加的《太古和其他的时间》，在此所有人的故事都是围绕着时间的，所有的故事都发生在太古——宇宙的中心，盖诺韦法的时间、米霞的时间、麦穗儿的时间形成了一种奇怪的工整格式。每个人的故事都在各自的“时间”词条下开展，“时间”与其说是不同人的自然生命刻度，不如说是人物的灵魂之要，也是每个人的行动原因与命运归宿。

地主波皮耶尔斯基的时间是崩坏的时间。随着年龄增长，他渐渐意识到世界的崩溃，“人年轻的时候，忙于焕发自己的青春，忙于自身的发展，不可阻挡地向前，不断地扩大生活的边界……四十岁左右出现转折……某天夜里，或者某个清晨，人越过了边界，达到自己的巅峰并且向下迈出了第一步，走向了自我。”地主在融化的积雪中看到了一只红色儿童手套，由这个意象想到，“青春时代最大的骗局是乐观主义”。在他的时间里，他不断地感到世界行将毁灭，感到不可抗拒的悲剧感，觉得世界上好的和坏的都在消失，于是他开始读书，读历史、史前史、人类学……最后得不出任何结论，他转向了一个神秘的游戏。

流浪女麦穗儿的时间则是“学习世界”的过程，或者说生育的过程。她获取知识的方式与他人不同，她并非从外部寻求知识，像别人一样“贴金似的”粘贴知识，而是从内部学习知识。从外部学习与从内部学习是不一样的，作者这样写道，如果只是将知识往身上贴，人就像换衣服一样，结果什么也不会变化，而从内部来学习的人，则会不断发生变化。麦穗儿从与人接触中学习世界，她接受了村里的男人，还有他们的女人和孩子，还有那些污浊的、臭烘烘的房子，她接受了整个村子的每一种痛苦与希望，后来她怀孕了。“这就是麦穗儿的大学。日渐隆起的肚子便是她的毕业文凭。”而在她的时间里，她接受了村里的男人和女人，受难生产出自己的孩子，它生来便是死的，她将它埋葬了。当然，她还有继续“学习”的时间，她的第二胎是女儿鲁塔，这个女儿后来也消失了，她想要寻找另外一个姑娘填充这个空荡的位置。

类似“太古”，《马桥词典》里也有时间，而且“时间”是因人而异的。比起“太古”里的抽象描述，马桥里的“时间”差是由于人在具体历史下的感观不同而造成的。比方说，有一个词条就叫做“一九四八年”，在这个词条里，体育教师光复回忆了自己的父亲在那一年出任国民党县长后自杀的经历，他为父亲哭了一场。在现实中，体育教师和儿子因为一个汽水瓶盖发生了争执，因为他误以为他经历的痛苦，儿子也会懂，但是他的儿子却愤愤地踢了木炭一脚，并骂他“老杂种”。体育教师以为，“时间所定型的一切，可以像博物馆的珍藏文物一样原貌长存、举世公认”，但时间并不是这样的——体育教师诉说着苦难，儿子一点儿都体会不到，竟还咒骂他——因为“一九四八年”太远了，他看不到。

于是，“一九四八年”这个词条，实际上讲的是“一九四八年”无法被传达到下一代。韩少功曾经以为，“时间在任何地方都是一种均量的、匀速的东西，就像平均分派而且方正整齐的一块块透明液体”，但这其实只是肉体的时间，“时间的统一和恒定是假象”。破除“时间统一”的假象，可能是韩少功要破解“重点情节、因果关系”的再进一步。

说到时间，《哈扎尔辞典》本身就建立在巨大的时间跨度基础之上。千年过去了，哈扎尔国的子民已经不见踪影，连哈扎尔语都消失无痕。过去是神秘的，演化出了许多个彼此矛盾的版本，使得人们无从分辨。而反过来说，时间也是浑然一体的，可以“前进”“后退”或者“跳跃”。如同上文所述，在辞典的“红书”中，有这样一个“快镜与慢镜”，“阿捷赫公主”就死于快镜和慢镜的时间差。同样是在“红书”的20世纪的“蛋与弓的故事”里，有一种还有会下日期鸡蛋的鸡，极其昂贵，它不会下金蛋，却可以下出来礼拜三或是礼拜五——破壳而出的不是鸡雏，而是主人的一天。卖鸡的店主说，这只鸡的意义就在于，如果这一天很糟糕，就可以打破它，“须知在这世上，我们的一切问题都出之于给我们什么光阴就得打发什么光阴，我们无法躲开带来灾祸的日子。问题的根子就在这里！ ”

说到这里，《哈扎尔辞典》《马桥词典》《太古和其他的时间》及《白天的房子，夜晚的房子》几部作品之间似有种种微妙的可类比之处，但事实上，鉴于写作背景与作者经历的不同，这几部书之间的差异无疑更多。比如说“哈扎尔”的宗教背景，在“马桥”中几乎没有体现；《马桥词典》中对于方言土语的重视，在其他几部书里也基本没有表现；“哈扎尔”和奥尔加两部作品都有着非常浓厚的传说的色彩，“马桥”里有本地传说，但是处理得更加贴近中国农村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