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树上掉下来的生肖(梦见两条蛇一大一小)

上树

文/宋灵慧

宋灵慧 1968年生于河北献县，1987年毕业于沧州师范学校，现为献县一中教师。作品散见于《沧州日报》《沧州晚报》《燕赵诗词》等报刊。散文《小村诗韵》在《沧州日报》组织的“金恩杯全市散文随笔大赛”中获奖。

最近，特别想梳理一下上树的日子，就像年老的奶奶坐在门口梳头一样。不凉不烫的太阳底下，半盆清水，一把竹篦，坐在蒲团上，奶奶半眯着眼，一下一下，梳啊梳。分明花白的头发很光滑顺溜了，还是不停地梳，她是在梳理青丝渐远的梦么？我不知道。梳理上树，我是想密密匝匝地理出些值得纪念的东西，示人，也给自己一点慰藉。

其实，很遗憾，我不会上树，姐弟几个，乃至半截街的孩子就我不会，大人说我属相不在十二属——属鸭子。所以，整个童年，上树是我最仰望的事情。

春天来了，柳条子软了，在风里荡秋千，荡酥了孩子们的心。那时村里没有垂柳，柳条子站得高，想拧一只笛子，必须爬到树上。场边的大柳树最好，条子不粘，拧出的笛子爽净。早上，这个爬上去看看；傍晚，那个又爬上去摸摸。芽口睁开，柳椹子刚想冒头儿，火候恰好。树上的，噼里噗噜折了杈子扔下来；地上的，脖子早仰疼了，宝贝似的把条子揽到怀里，坐到地上拧。我们从来不担心柳树，折它几个杈子，就跟我们梳掉几根头发一样，随后

就长出来。

两只小手捻着，转，转，转，劲儿要柔和。劲小了，皮不离骨；劲大了，皮破骨折。捻出一拃长短，用刀子割断，抽出白骨，青皮收拾一下就是一支柳笛了。柳条皮子有两层，外层肉头，绿色，内层发白，硬一些。笛子要吹得响，必须把一端捏到扁而不断，用牙轻轻嗑去一圈外皮才行。树，我不会爬，细工我做得好。一支支粗细长短的柳笛做好，树上的也玩儿够了下来，发给每人一支，“呜呜儿”“呜呜儿”，鼓着腮帮子比着吹。

初夏，槐花开了，太阳把坑边的小树林煲得温温热热香香甜甜的，整个后台子上的小孩子怎么也站不住脚了。打量花的疏密，挑定一棵，俩手摽住，鞋子一脱，脚丫子一蹬，俩腿盘住树干，噌噌噌，眨眼骑到了树卡儿上了。我们从下边望上去，人家简直就是骑马出战的将军。左一嘟噜右一把，塞进嘴里大嚼，差不多了，就摘了扔给我们。

肚子并不饿，我们吃槐花不是充饥，是槐花诱惑的，它开得太热闹。站到远处看，树林子像一座花山；走到近处，它香得让你迈不动步。拿到槐花，我们不捋着吃。掂在手心，整串儿的像铃铛，揪下一朵，像只蝴蝶。“蝴蝶”的翅嫩，心儿甜，尾有点腥苦。我们吃得很奢侈，挑着心儿吃。吃够了就玩，一串串勾连起来，挂在耳朵脖子上。面对我们的大方，树和树上的将军们是不会在意的。对于树来说，这点儿花就像大坑里的鱼崽子，算不得什么；对于爬树的来说，比做道四则题简单，还有趣，更没什么。

耍巴够了，就研究爬树的学问。拧柳笛时，天冷不能光脚爬树，费鞋。一双新条绒鞋，磨毛了，刮破了，回家挨娘数落。摘槐花，不费鞋，树皮粗糙，费褂子，扣子磨掉了，兜兜刮扯了，回家挨笤帚疙瘩。最好的办法是，鞋子褂子都脱了。可新手肚皮嫩，蹭得一溜子一溜子的血印子，磨老了才行。

跟打仗一样，研究自己，还要研究树。

春爬柳，夏爬槐，榆树想爬又不能。带黄道儿的黑虫子，一疙瘩一疙瘩的，捻破了流臭水，鸡都不吃。大道两边的杨树最没意思。光滑，又粗又高，树上也没什么吸引力。除了偶尔有个喜鹊窝，就是秋后折干棒烧柴。可是，树是大队的，看树的老牛头脸太长，嗓门子太大。

东洼于家坟那一大片柏树很有挑战性。一年到头黑绿黑绿的，像反特片画面一样神秘，况且，折了柏树枝子，窗台上晾干了，屋里点了熏香——小弟弟妹妹在土当屋撒尿，太骚气。开始攻占这块阵地时，女孩子跟小个子男孩在远处等着，几个大个子开路。先是在没膝高的打碗颗臭蒿子里一阵敲打，捉出了两条大花蛇，又用棍子把一层层的干树皮划拉划拉，正式入驻。坐在树上的将军们，头摇腚也晃地说，比柳树稳当，比槐树要香，不开花也香。后来，他们在树上还能串门，拽着这棵树杈，一拧身跳到另一棵树上。

有时候为了迁就我这只“笨鸭子”，就玩儿最低级的“摸呼噜”。摸呼噜最适合的是枣树和桑树，树干低，一蹬就上，不用爬。树卡儿多，盛得人多。上树前，扯个树枝折几段，猜筹。猜到短的蒙上眼，其他人上树藏好后喊一声“猴了”，蒙眼的开始摸。被摸的人不能伏着，一边晃动树杈，一边嘴里“呼噜”“呼噜”。顺着声音动静，摸啊，摸啊，抓住谁，就把谁蒙上。

要是赶上被蒙的是个小孩子，大个儿一边呼噜着，一边把身子送上去，故意让他抓。也有时候，被摸的，晃呀晃，吭哧，从树上掉下来。不过，没关系，枣树矮摔不疼人；桑树条子柔，跟娘的胳膊似的，根本摔不着。

洼里阵地攻打完了，家里的树也不放过。

队部里，那棵挂着一块铁板当钟敲的笨槐，磨得锃亮的树卡儿里放着敲钟的锤。趁着队长上洼，爬上去，“当当当”，敲几下过瘾，引来以为分东西的爷爷奶奶，招来一顿笑骂。那时候，生产队敲钟，除了上洼、开会，就是分东西。李家台子第四家新娶了媳妇，晚上顺着树爬进院子，蹲到窗台底下听声响儿，被开门洒水的大娘追出来，又是一顿前仰后合的笑。刘家台子老槐树最老，据说比爷爷的爷爷还老，俩人伸胳膊扯轱辘圆那么粗，半截腰有个大洞，有一回一个臭小子蹲在里面睡着了一夜，第二天早上吃饭时，他娘才发现少一个儿子。

最后，只有一处没有占领，范家大院的松树。范家大院主人姓冯，院子是“捡”的范大财主的，房高，院深，一色青砖，加上长长的胡同，白天走近了都觉得荫荫的。松树真高，高出了屋脊很多。白天望去，黑乎乎的，晚上望去，黑成一团，就跟冯家爷爷的脸一样。跟看杨树的老牛头不同，老牛头高兴了坐在树下抽旱烟，让我们玩儿火镰。撕一点黄绒子，“刺啦”着火了，挺有意思。天天黑着脸的冯爷爷跟黑着脸的松树，成了我们上树日子里的小小黑洞。

梳了一圈，村里最高的还要数我家的大椿树。奶奶说，六三年闹大水，水哇哇带响儿，泡了满洼的庄稼，冲了村口的埝子，老老少少拎着包袱，跑到最高处。我家在最高处，大椿树还最高，这里就成了最安全的地方，包袱们都挂到了上面。我问奶奶，树那么高谁爬上去的啊？奶奶说，人跟猴子长得一样，俩腿俩脚，都会爬树。裹了脚的老太太也会？奶奶说，好多会的啊。

上了中学，看着课本里类人猿从树上下来变成人的图画，我常常想起奶奶的爬树理论。前几年去云南旅游，听说当地十八怪之一是“六十岁的老太太爬树比猴快”，那一刻，觉得故去三十多年的奶奶像个哲人。

梳理完了上树的日子，我很想哪一天讲给我的孩子们听。除了上课，他们宅啊，宅得跟豆芽菜似的。我给他们讲上树，讲奶奶，讲我不会上树的遗憾；还讲那个于家坟里捉蛇的叫费力儿，后来真的去了部队当了将军；那个树洞里睡了一夜的叫七多儿，哥儿八个，行七，现在做物流，指挥着一大群大卡车，全国各地跑。

我想，凭我三十多年在讲台上眉飞色舞的本事，故事我一定讲得声情并茂。但我还是觉得这一课最难讲得入心。在孩子们眼里，恐怕我就是那个门口梳头的老奶奶，梳着枯叶子一样的白发，讲着掉了牙的故事，可能在我最动情的时候，他们却满脸蒙圈地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