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僧指什么生肖(僧指一是什么意思)
（三）大明王的崛起
宋亡明灭。1368年正月，朱元璋称帝，国号“大明”。“大明”国号与宋皇帝韩林儿“小明王”尊号，有着明显的表面承袭关系。明孙宜《洞庭集之大明初略》，即云：“国号大明，承林儿小明号也。”而所以如此，又与朱元璋的发迹过程联系最为密切。
朱元璋（1328年~1398年），幼名重八，濠州钟离（治今安徽凤阳县东北临淮关）人，贫农出生。小时候为地主放牛牧羊。朱元璋17岁那年（1344年），淮北大旱，继以瘟疫，朱元璋父母、长兄皆病死。
九月，孤苦伶仃的朱元璋入皇觉寺为行童（即僧侣的仆人）。为行童约50天左右，皇觉寺因为灾情太重，收不到租米。僧人们纷纷出门云游，朱元璋也被打发出门，扮作和尚模样，外出游方。朱元璋在淮西游方约4年；其时，这一带正是彭莹玉潜伏活动、白莲教传播的地方，朱元璋深受影响，遂入白莲教。1348年底，朱元璋回到皇觉寺。
1351年5月，颍州白莲教首领刘福通起义，陷颖州；8月，白莲教徒芝麻李、彭大、赵均用等起义，陷徐州，又白莲教首彭莹玉、邹普胜、徐寿辉等起义，10月陷蕲水。次年2月，定远土豪、白莲教徒郭子兴响应刘福通的红巾起义，陷濠州，自称元帅。
在这种情势下，经过小时放牛伙伴汤和从红巾军中的来信劝说，以及朱元璋犹豫不决中的卜卦问神，后来的大明皇帝朱元璋终于决定离开黄觉寺，参加红巾军。
元至正十二年（1352年）闰三月初一，25岁的朱元璋投入郭子兴部队为步卒。朱元璋小时进过几个月私塾，识得一些字，作战又机智勇敢，于是在郭子兴军中提拔颇快：
先为郭子兴亲兵九夫长，再娶郭子兴养女马氏为妻，而作为郭子兴女婿回乡招兵后，更为总管，并在征得郭子兴同意后，率贴身将士外出发展。
外出发展的朱元璋，1353年略定远、下滁州；1355年，克和州，并奉郭子兴命总诸将。1355年3月，郭子兴病亡。五月，小明王命郭天叙（郭子兴之子）为都元帅，朱元璋为左副元帅，军中文告均用宋小明王龙凤年号。9月，郭天叙和右副元帅张天祐攻集庆路（治今江苏南京市）时双双战死，于是朱元璋继任都元帅，尽有郭子兴部将。
1356年3月，朱元璋攻下集庆路，改为应天府。而以应天府为根据地，发展至1359年时，朱元璋已有今皖南、苏南、苏皖江北以及浙东等地，从而成为称雄一方的霸主。
此时的朱元璋，仍奉韩宋龙凤政权为正朔。1356年，小明王升朱元璋为行枢密院同佥，寻升江南等处行中枢省平章政事；1359年，复升任仪同三司江南等处行中书省左丞相。
1361年，小明王更封朱元璋为吴国公。1363年，再迁中书省右丞相。而这一时期，反元复“宋”，也仍是朱元璋征讨元廷的旗帜。
1364年正月，朱元璋自立为吴王。自1356年以后，朱元璋即以应天府为根据地。应天府属吴地，又是三国孙吴的都城建业，小明王1363年封朱元璋为吴国公盖以此。
及1363年时，朱元璋之劲敌、大汉陈友谅已经败死，陈友谅之子被困于武昌；又平张士诚。当时形势朱元璋自立为吴王，虽然文移布告仍用“皇帝圣旨、吴王令旨”的双重名义，但已设置百官，建中书省，并立长子朱标为世子。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在朱元璋称吴王之前，1356年3月改称周王的张士诚，已于1363年9月在平江县（江苏苏州市）自立为吴王。
然则朱元璋仍称吴王，正表明了其摆脱龙凤政权控制、独立建国的心志。此前若干年民间已流行，“富汉莫起楼，贫汉莫起屋，但有羊儿年，便是吴家国”的童谣。朱元璋为了应童谣的“吴家国”，自然非得称得称吴王不可。
又朱元璋害死小明王、包围张士诚的1367年（丁未年，未于十二生肖，属羊），为了再次应童谣，遂罢用龙凤连年号，改称吴元年。
吴元年12月，应天的文武群臣奉表劝请吴王朱元璋正位皇帝。几天后，朱元璋搬进了新盖的宫殿，而精通天文地理的刘基刘伯温早已看好了天象，次年正月初四那天，果然天朗气清。
换而言之吴王朱棣获得了“上帝皇祗”的恩准，可“为生民主”，于是就在那一天，朱元璋即皇帝位于应天南郊，“定有天下之号曰大明，建元洪武”。
综上所述，“大明”国号的由来，想必不需要再详加论证。朱元璋17岁入皇觉寺为行童，再为游方僧约4年，并入白莲教，又回寺为僧3年多。早年的这番经历，使得朱元璋对白莲教的主要经典《大阿弥陀经》相当熟悉，对韩山童所倡的“明王出世”口号及韩林儿身受“小明王”尊号之出典，也应当了然。
在这样的前提下，朱元璋以“大明”为国号，是意在向天下臣民表示：经历了这场大动乱以后，新皇朝的建立，乃至光明世界的到来，从此天下“大明”，仿佛明王所在的西方极乐世界。
再就朱元璋个人而言，开国而号“大明”也未尝不是对自己出生佛徒的一个纪念。因为自古以来，由和尚而掌有天下的仅他一人，如果真的有“诸佛光明之王”问世，那么这位“明王”舍他又能是谁？他就是佛教明王的化身。
第3节 “大明之秘义”
元末大乱，群雄并起，独有朱元璋“承时应运，豪杰景从。戡乱摧强，十五载而成帝业”，原因是多方面的，而其中尤为重要的一点，在于朱元璋自1353年始克定远，独立发展以来，即大体坚持了动员一切反元力量、争取不满蒙古贵族统治的汉族地主儒生支持的政策。
如定远冯国用、冯国胜兄弟建议取金陵为根据地；如滁州范常建议整饬兵纪；如定远李善长建议效法刘邦以定天下；如休宁朱升建议“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这些地主儒生都给了朱元璋以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在这些影响下，“崛起布衣”、仿佛汉高祖刘邦的朱元璋，思想在转变，行为在蜕化变质，他已从讲义气、重友情的牧童行僧，变成深通治国之道、熟操驭人之术的“降生圣人”，万姓之主。
然则朱元璋定有天下之号“曰大明”，也可以看成是他“一石三鸟”（百姓、武将、文臣）的高超统治术。因为这一新皇帝的政治符号与文化标志，既大有利于他的专制统治，又使得其部下的红巾军与儒生两个主要系统的武将文臣都感觉到了满意，都以为合式、对劲。
首先就出自红巾军系统的武将来说，他们大多起自淮西，受了“彭祖”彭莹玉的教化，；其余的不是郭子兴的部曲，就是小明王的故将，或徐寿辉大宋、陈友谅大汉的降将。总之，都是白莲教的信徒。
朱元璋以出自白莲教经典《大阿弥陀经》的“大明”作为新皇朝的国号，表示出了新皇朝是继承小明王而起的意思，所有的白莲教徒也都是一家人，应该团结在一起，在“大明”的治下，共享富贵。
这在出生红巾军的人看来，无疑显示了打天下时的“主公”，坐天下时的“今上”，并没有忘本。红巾军系统对此的欣慰之情，是可以想见。
其次，对于更广大的、深受宗教影响的天下臣民来说，“大明”国号有着双重的效用：一方面“大明”国号告诉天下，“明王”已经出世，你们理当安心、理当老实本分的享受“明王”治下的和平安宁、幸福美满的生活。
另一方面，“大明”国号也警告那些有心效尤的后来者，“明王”已经在世，“明王”仅此一家，其余的全是假冒。你们不必再痴心妄想了，因为百姓万民不会相信，你们已经无所藉口，你们应该收敛起不轨的心思，来做大明的顺民。
再次，朱元璋重视儒生，招揽与相信儒士。名儒望族的合作、参与谋议，本来就是朱元璋在元末群雄中脱颖而出、取得天下的重要原因之一。
朱元璋手下的儒生文臣集团，固然大体不信什么白莲教，且视“明王出世”为滑稽，然而秉承着深厚的经史学术功底，对于这个自起红巾军，但是已经蜕化变质、与中国历史上传统皇朝并无多大区别的“大明”皇朝，儒生文臣们按照他们自己的理想，也可以不费力气、不伤脑筋的为“大明”附会出许多的“秘义”。
而且这些这些“秘义”，由于渊源久远，他们乐于讨论；由于冠冕堂皇，他们津津乐道。
比如说，“明”字为“日月相依”之形，有“交放光辉”、“光明”之意。在古礼有祀“大明”（即祭日）、“朝日夕月”（春分拜于东门外，秋分拜于西门外）的说法。而千余年来“大明”和日月均是朝廷的正祀，无论列作郊祀或特祀，都为历代皇家所重视。如此，国号与祭典相合，自是大吉大利。
又比如，在阴阳五行说里，南方为火、为夏、为阳、色赤，北方为水、为东、为阴、色黑。映证到现实政治上，“元”为玄“元”，“明”为炎“明”。所谓“玄元”，北方颜色黑，而玄即黑。又“大元”国号与《易经》“大哉乾元”有关，而“乾为天”，又“天玄地黄”。至于炎“明”，朱元璋起自红巾；既称吴王，统一军装为红色，树立红色旗帜；及至称帝，徐达等上奏朱元璋称“钦惟皇帝陛下，……握赤符而启运”。……
虽然事实上朱元璋即帝位后，由于形势改变，并为倡导讨论德运，推定行序，但社会上仍以“大明”为火，“炎明”也就仿佛于“炎汉”。简而言之，“大元”建都北方大都，起自更北的蒙古草原，“大明”建都南方应天，起自南方的江淮之间。
那么以火制水，以阳消阴，以明克暗，以“炎明”压“玄元”，这都是有说法的，而南方之必然平定北方，大明之必然平定大元，也就实在是阴阳五行的天定了！
我汉人的名号情节真是深重，对名号的解释功夫也着实让人叹为观止。而如此等等与“大明”国号相关的巧合与附会，与本来非常简单的赵匡胤的“宋”国号，竟然附会出了“自古罕有”的“天地阴/阳人事际会”，真是如出一辙。
其实明朝当时人确实这么认识的。如晚明袁义新修、柯仲炯等纂的天启《凤阳新书》卷一《太祖本纪》云：
本姓朱，本祝融。祝融，帝颛顼子，为帝喾火正，有大勋于天下，故别为祝融。在国臣仲炯言：“……太祖定鼎金陵，则祝融之故墟也。……故建国号大明，其有祖也。夫祝融大明，容光必照。……所以我太祖以大明建国，亦以大明光天，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所重民历，已示三纲五常，以昭日月，以引趋光而避凶，此皇明治天下，潜移默化之大圣，所以四海来朝，亦是赐之耳。知此道者，其可以语我太祖取号大明之秘义乎？
这真是儒生文臣们所考证、所推求、所衍生出的丰富多彩、有根有据、深奥美妙、符合天意的“秘义”！
而根据这样的“秘义”，国号“大明”既“有祖也”，大明之德如日月，大明之治化天下，大明之道得天统，也都皆在其中了！
然则上诉种种，对于儒生文臣们来说并不见难的、层层解剖出的“秘义”，终于使得秉承着“反元复宋”政治目标的吴王府里的他们，也力赞以“大明”为国号。
又据说朱元璋确定国号为“大明”，还是听从了其首席谋士刘基的建议。
明朝中期祝允明的《野纪》开卷即云：刘基“因请建号大明，太祖从之”。
刘基（1311年至1375年），青田（治今浙江青田县）人，字伯温，元至顺进士，明初大臣。刘基博通经史，尤精象纬之学，明武宗朱厚照誉其为“渡江策士无双，开国文臣第一”。
综合以上，朱元璋定立国号为“大明”，可谓十分巧妙、功效显著。论其妙处，建国号而“大明”，红巾军系统的武将从白莲教义去感触，儒生文臣集团由经史学术去理解；而朱元璋本人，又以此来纪念其佛徒的出生、来自居为出世的“明王”。
而且三方并行不悖，皆自以为或至少宁可以为如其所忖度。又论其功效，红巾军系统则欣慰，感觉他们的这位开国皇帝没有忘本；儒生文臣们则得意，认为他们效命的这个新皇朝渊源有自、合乎天意、顺乎民心；至于天下的黎民百姓，则会安心于“明王出世”后的光明极乐世界，而这又无疑有利于强化朱元璋的集权专制统治，巩固其一家一姓的天下。
此一家一姓的朱明天下，国运却也长久：自1368年元月开国于南方应天后，一直延续到1644年3月，方在内忧外患的重重打击下崩溃。而“大明”国祚，则更残存至1661年甚至更后，才最终断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