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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在后人心目中“飘逸”得太久了。其实，正如陶潜并不那么“静穆”，李白也并不那么“飘逸”。认为李白“浑身飘逸”，甚至“苍生社稷曾不系其心膂”，实是读李集未熟、未懂得古人，妄立此论。
鲁迅先生说得好：“自己放出眼光看过较多的作品，就知道历来的伟大的作者，是没有一个‘浑身是“静穆”’的。陶潜正因为并非‘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现在之所以往往被尊为‘静穆’，是因为他被选文家和摘句家所缩小，凌迟了。”（《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之七）鲁迅这段话也完全适用于李白。
李白的一生非“飘逸”
二字所能概括
“飘逸”论者以为李白一生，只知“狂醉于花月之间”。其实不然，或者说，似是而非。
“开元之治”如旭日东升之际，李白正是天真的青年。这个天真的青年在“开元”阳光照耀之下，产生了远大的政治理想，激发了强烈的建立功业的热情，练就了文武全才。
他精神昂扬地写道：“莫谓无心恋清景，已将书剑许明时。”一心要把他的才能献给他心目中的大好时代。但当他“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开始踏上他幻想中的万里鹏程时，唐玄宗和他的满朝文武，已经在泰山之巅举行封禅大典，告成功于天地了。
从此以后，统治阶级励精图治之心日消，骄奢淫逸之心日长，广开才路的诏令也就日益沦为虚文。
封建社会的一个黄金时代，象昙花一现，于是李白的悲剧也就开始了。
整个青年时代，甚至壮年时代的前期，他“遍干诸侯”，“历抵卿相”，均一事无成。第一次上长安去找出路，只落得乘兴而来，败兴而返。他在唐王朝的“如青天”的“大道”上，寻寻觅觅，磕磕绊绊，直到四十岁，还是“南徙莫从”，“北游失路”。这一时期，他在诗中虽然时抒愤懑，屡发牢骚，但旋发牢骚，旋又自慰解：“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之不遇，只是时机未至，时机一至，他就会大展宏图。
二入长安，虽然是奉诏入朝，而且得到唐玄宗亲自召见，成为天子的近臣，他自己也以为盼望了多年的“佳期”终于到来了。但三年待诏翰林期间，几乎全是侍候帝妃吃喝玩乐，实际位在声色犬马之间。辅佐天子“济苍生，安社稷”的政治理想仍然未能实现。
李白陷在极大的苦闷中，“乃浪迹纵酒，以自昏秽。咏歌之际，屡称东山。”最后，名义上是“赐金还山”，实际上是被赶出朝廷。
从此流落江湖，浪迹人间，李白诗中的愤懑就更深了，牢骚就更大了：“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严陵高揖汉天子，何必长剑拄颐事玉阶！”“君不能狸膏金距学斗鸡，坐令鼻息吹虹霓。君不能学哥舒，横行青海夜带刀，西屠石堡取紫袍。……”把他的满腔悲愤化为鸣镝，一次又一次直指权奸和昏君。
△《草堂集序》书影 资料图片
天宝十载的“幽州之行”，是一次冒险行为。但是不入虎穴，焉得虑子？李白意欲拔剑而起，收奇勋于沙漠的幻想虽然破灭了，但他却从塞垣真相中，窥见了唐王朝深重的危机，预感到一场大的战乱即将起来，因而频洒忧国忧民之泪，并且连连为即将一去不复返的“盛世”唱起了悲痛的挽歌。
安史之乱中，李白虽然避乱深山，但他一颗心却飞到中原上空，看见了“流血涂野草，豺狼尽冠缨”的景象而痛心不已。夜里常常为战局而辗转不寐：“中夜四五叹，常为大国忧”。因此，当永王璘派人来聘他入幕时，他又以为“济苍生，安社稷”的时机到了。谁知却又陷入统治阶级的内战旋涡中。
流放被释，还憩江夏。李白在九死一生之余，竟又对唐王朝燃起了幻想，以为朝廷既然赦免了他，也许还会起用他。结果又重尝一次幻灭的痛苦，失望之余，以至要“捶碎黄鹤楼”，“倒却鹦鹉洲”，“刬却君山”，“平铺湘水”。
直到去世前一年，听说天下兵马副元帅李光弼出镇临淮，收复失地，李白竟不顾他已年逾花甲，前去请缨杀敌。结果，半途病还，次年即死于当涂。李白度过了坎坷的一生，终于赍恨以殁。
李白一生中，也确实有不少时间“狂醉于花月之间”，写下了一大批“饮酒诗”。但只要对李白的饮酒和“饮酒诗”仔细考察一下，就会发现并非全是赏心乐事，多数倒是借酒浇愁，到了晚年有些诗甚至是狂歌当哭。
总而言之，李白的一生，绝不是置身云端，飘然而来，飘然而去；而是足踏大地，从风里，雨里，泥泞里，甚至惊涛骇浪里，度过了他的一生。
他的一生，特别是后半生，充满了血泪，他的作品多是血泪的长河。他的一生，特别是后半生，充满了愤懑，他的作品多是愤感的火山。
△《李翰林全集》书影 资料图片
李白的诗歌常用比兴手法
反映现实
“飘逸”论者以为李白的诗“多在于风月草木之间”，其实又不然，或者说，似是而非。
李诗的创作方法主要是浪漫主义。在反映现实这一根本点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并无高下优劣之分，同样都能深入地反映现实。两者的佳作都是“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产物。但是它们各有特点：现实主义侧重“外师造化”，即侧重客观事物的描绘；浪漫主义则侧重“中得心源”，即侧重主观感情的抒发。
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这两大流派，正是以它们各自不同的方法，在艺术领域中形成“鸢飞戾天，鱼跃于渊”的景象。忽略了它们各自的特点，就等于求鱼于天，求鸢于水，其结果只能是两败俱伤。
浪漫主义由于侧重于主观感情的抒发，而感情，特别是某些深刻而又复杂的感情，很难直接表现，这就常常需要借助于一些与之相适应的事物来曲尽其意。
沈德潜《说诗睟语》有云：“事难显陈，理难言罄，每托物连类以形之。郁情欲抒，天机随触，每借物引怀以抒之。比兴互陈，反复唱叹，而中藏之欢愉惨戚，隐跃欲传。其言浅，其意深也。”所以，浪漫主义常采用比兴手法。采用比兴手法是李白诗（特别是乐府诗）的一大特点。
李阳冰《草堂集序》谓李白“凡所著述，言多讽兴。”
胡震亨《李诗通》谓李白乐府诗：“连类引义，尤多讽兴，为近古所未有。”
魏源《诗比兴笺》序云：“阮籍、傅玄、鲍明远、陶渊明、江文通、陈子昂、李太白、韩昌黎，皆以比兴为乐府。”
李白自己也曾在《幽涧泉》一诗中透露过他的诗歌创作比兴言志的特点：
拂彼白石，弹吾素琴。幽涧愀兮流泉深，善手明徽高张清。心寂历似千古，松飕飚兮万寻。中见愁猿吊影而危处兮，叫秋木而长吟。客有哀时失志而听者，泪淋浪以沾襟。乃缉商缀羽，潺湲成音。吾但写声发情于妙指，殊不知此曲之古今。幽涧泉，鸣深林。
在这首诗中，李白表面上是写弹琴，实际上是指作诗，特别是古风和乐府，可以说是李白古风和乐府的自我介绍。最后诗人故意写道，我不过是借琴声抒发我内心的感情，却不知道我弹的曲调是古还是今。
明眼人一看便知，李白是在暗示他的诗歌创作借古讽今的秘密。
△王宠草书 资料图片
李白《暮春江夏送张祖监丞之东都序》有云：“吁咄哉！仆书室坐愁，亦已久矣。每思欲遐登蓬莱，极目四海，手弄白日，顶摩苍穹，挥斥幽愤，不可得也。”
这段序文中的“挥斥幽愤”四字，道尽李白“一生好入名山游”的秘密，也道尽李白一系列代表作的秘密。由此可知，他写名山大川，写风花雪月，写英雄美人，甚至写神仙幻境……这些事物在他的诗歌中常常不是目的，而是手段。他写它们主要是借之以“挥斥幽愤”。
李白在诗歌中之所以有这样多的“幽愤”要“挥斥”，正因为他经历了丰富而又坎坷的人生。这些“幽愤”，正是他坎坷的人生在他心灵上留下的烙印，也是那个金光闪闪而又阴影重重的封建盛世在他心灵上投下的影子。因此，李白的“挥斥幽愤”之作，便成为时代传神之笔。
只要按照李白的特点读李白的诗，就会发现，他写古代常是讽刺当时，写自然常是隐指社会，写仙境常是托喻人世，甚至写美人也常是暗表他自己。
譬如《蜀道难》绝不仅仅是写蜀道之艰难，而是李白一入长安寻求政治出路遭到失败后，借艰险之蜀道，状坎坷之仕途，而写下的“明时失路人”之歌。《梦游天姥吟留别》，绝不是追求神仙世界，而是借梦游天姥写他“待诏翰林”的经历，抒他“攀龙堕天”的愤感。《横江词六首》，绝不仅是一幅长江天险图，而是李白幽州之行归来，借横江风波，写他心中的风波，写他对即将到来的安史之乱的预感……
这些诗歌都是兴发于此而义归于彼，正如李白自己所暗示的那样，它们是“幽涧泉”，是深山中的瀑布。要欣赏它们，需要长途跋涉，需要大胆探索。
当这些诗歌的本来面目呈现出来以后，我们就会看到李白关切国家命运之心实不下于杜甫，浪漫主义诗歌之反映现实亦如影之随形。
固然，李白的诗并非篇篇都是比兴言志，首首都如“幽涧泉”一样曲折幽深。本文只在阐明：李白其人及其诗远非“飘逸”二字可以概括。
李白的即使是“多在于风月草木之间”的诗，也常有重大社会内容。历来的伟大的作者，没有一个远离现实，远离人民。
李白也是如此。
（原题作《简论李白和他的诗》，标题为文学君所加）
内容来源：光明文学遗产微信公众号
责任编辑：王子墨
本期编辑：孙小婷 王远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