芙字结尾的女孩名字(带有芙字的名字女)
丹穆若什教授的《八十本书环游地球》，既是重构世界文学的版图，也是为人类文化建立一个纸上的记忆宫殿。当病毒流行的时候，有人在自己的书桌前读书、写作，为天地燃灯，给予人间一种希望。
第五周 第四天
伊斯坦布尔 奥尔罕·帕慕克《我的名字叫红》
最能显示作家与城市认同的标志，莫过于一座献给作家生活和时代的博物馆了。这类博物馆一般位于作家的住处附近，比方马哈富兹博物馆就坐落在他原来居住的艾资哈尔附近，在一个历史建筑里占据了两个楼层。有时候这类博物馆就位于作家曾经住过的居所，比如魏玛的歌德故居。还有些时候，作家笔下最为著名的人物则抢了作家的风头。比如柯南·道尔, 纪念他的博物馆就位于他笔下虚构的地址贝克街221B号。都柏林的詹姆斯·乔伊斯博物馆则将作家的生活和他的创作结合了起来，它位于都柏林市郊桑迪科夫（Sandycove）的玛蒂洛塔（Martello Tower）上，这里是《尤利西斯》中斯蒂芬·戴德拉斯的住处，1904年，年轻的乔伊斯也曾在此住过六天之久。
凭借他的纯真博物馆（Museum of Innocence），奥尔罕·帕慕克一举超越了以上这些文学博物馆。就在伊斯坦布尔他的住处附近，他一边写着一本同名的小说，一边真的建造了一间纯真博物馆。
在小说里，为了纪念他那失去的爱人，也就是表妹芙颂，主人公凯末尔把自己的家改成了博物馆。他收集与他们一起相处的时光有关的各种各样的日常物品，小说的形式也依照游览家庭博物馆展品的方式。在他开始写作这部小说之初，帕慕克购买了附近一处破败的建筑，十多年间，他一边写作这本书，一边装修这个房子。2008年，小说出版。2012年，博物馆开业，馆内超现实的橱窗正是小说中各个章节的象征。
位于顶楼的是凯末尔的阁楼卧室，墙上排列着一页一页的小说手稿。位于底层的是博物馆礼品店，人们在那里可以买到女主人公的蝴蝶耳环的复制品，以及各种语言的帕慕克小说。帕慕克从小接受的是建筑师的训练。在突然转向写作之前，他在整个青年时代都渴望成为一名画家。纯真博物馆把他个性里的这些方面都连接了起来。
帕慕克对艺术的长久痴迷在《我的名字叫红》（My Name Is Red，1998）中得到了经典表达，这部作品使他成为全球知名的重要作家。小说的背景设定在1590年代，情节的焦点是忠于波斯艺术传统风格的奥斯曼细密画家与试图采用西方透视法的现实主义画家之间的斗争。君士坦丁堡在亚欧之间维持着紧张的平衡，就像伊塔洛·卡尔维诺笔下那悬挂在蛛网上的城市一样。居于中东的过往和西方的未来之间，那里的人们坐在产自印度的地毯之上，享用着经由葡萄牙进口的中国杯子里的茶水。
在这种相互竞争的文化漩涡中，意大利风格的绘画开始取代伊斯兰艺术的伟大传统，因为人们迷上了可以传达个性（一种崭新的西方风格的价值观）的肖像画，不再喜欢体现一种普遍性格和地位特征的绘画风格。传统主义者对此表示反对。一位讲故事的人勾勒出一棵树，这棵树对自己没有被新的写实风格所刻画而感到满意：“感谢安拉，我，你们见到的画中这棵谦卑的树，好在不是根据这种企图画出来的。这么说，不是害怕如果我是如此被画出来的话，伊斯坦布尔所有的狗都会以为我是一棵真的树，跑来往我身上撒尿，而是因为：我不想成为一棵树本身，而想成为它的意义。”
历史站在西化的现实主义者一边，然而，如果细密画家只是想变得比他们所羡慕的意大利画家更意大利化，他们将永远不会成功。《我的名字叫红》讲述了在苏丹的细密画画家中寻找凶手的故事；凶手被证明是一名西方化了的画家，他杀死了所有反对新风格的竞争对手。然而，在小说的结尾，他意识到他的秘密杰作——一幅按照意大利风格把自己画成苏丹的自画像——完全失败了，那只是对掌握不佳的技巧的笨拙模仿。他坦言：“我感觉自己就是魔鬼，不是因为我杀了两个人，而是我画出这样的肖像。我怀疑我之所以杀他们，其实是为了创作这幅画。可是如今，孤独让我感到恐惧。如果一位细密画家在掌握自己的技巧之前就去模仿法兰克大师，那只会让他更像个奴隶。”
这位杀手细密画家最终成了一个被社会抛弃的零余者，挣扎在他永远无法完全融入的两个世界之间。然而《我的名字叫红》内容充盈，在无法实现的浪漫欲望和文化欲望所产生的痛楚的孤独感中，充满了高雅或低俗的喜剧。实际上，帕慕克的小说自身为它所提出的尖锐问题给予了最佳答案：一个充满活力的杂糅体，为当下再现了业已消失的奥斯曼帝国的往昔岁月。正如帕慕克曾经说过的，通过反转数字，将1950年代转变为1590年代，他重新书写了自己的童年。帕慕克运用西方小说的所有技巧，并将它们改造为新的形式；他的小说分为五十九个短章，每一章的标题都宣告了讲话者是谁：“我的名字叫黑”，“我，谢库瑞”，“我是一棵树”。这些微型自画像连接在一起，预示了纯真博物馆的八十三个展柜，它们共同构成了一部意义深远的历史小说。
像纳吉布·马哈富兹一样，帕慕克以独立自由的方式对待西方文化及他自己的民族。他写的关于《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和第三世界文学》的文章，读起来就像是帕慕克本人的肖像。他写道：“如果有什么可以区别第三世界文学的话”，“正是作者对自己的作品远离中心的认识，使得他的艺术——小说的艺术——的历史得到书写，他在作品中对这种距离进行反思。”但这对作家本人并非坏事：
这种局外人的感觉，使他得以免于追求独创性的焦虑。要找到自己的声音，他不需要过多地参与同辈、前辈们的竞争。因为他在探究一个新领域，所触及的主题在它自己的文化里还未被提及，而说话的对象也是突然出现的、在它的国家从未见过的独特读者群，这让他的写作有了自己的独创性和真实性。（《别样的色彩》168-169）
《我的名字叫红》与马哈福兹的作品有着明显的相似性，包括其中反复出现的咖啡馆场景，当地人聚集在那里讨论事件，讲故事的人在那里细说他的故事，并通过草草几笔速写勾勒出他们的样子，比如那个想成为树的意义的树的故事。加上波斯诗歌和艺术，此书不断与《一千零一夜》发生共鸣。书中的女主人公谢库瑞就是个山鲁佐德式的人物，她很清楚自己是故事里面讲故事的人。正如她告诉我们的那样：“我对你们说话，你们可别惊讶。好多年来，我寻遍父亲书籍中的图画，寻找女人和佳丽的画像。”通常，她所发现的女人总是一脸害羞、腼腆，总是低着头。但其中有一些会大胆地望着读者。谢库瑞说：
我一直很好奇她们所看的那个读者究竟是谁……我也想和那些美丽的女人一样，一只眼睛看着书中的世界，一只眼睛望向外面的世界，我也极想和你们这些天晓得从哪个遥远时空欣赏着我的人们说话。我是个迷人而聪明的女子，也很喜欢被你们欣赏。如果偶尔不小心撒了一两个小谎，也只是为了不让你们在我身上得出错误的结论。
《我的名字叫红》探讨了西方化对身份认同和文化记忆的挑战，在此过程中，帕慕克超越了西方化的凶手和传统主义者的树木所感受的非此即彼的选择困境。他同时生活在奥斯曼帝国的往昔，以及后现代的当下，正像他既生活在伊斯坦布尔之内，又生活在伊斯坦布尔之外，他既生活在自己的小说之中，也生活在其外。为了直接表达这种双重身份，小说引入了一个名叫奥尔罕的小男孩，她是谢库瑞的儿子，谢库瑞也是帕慕克母亲的名字。在小说结尾处，谢库瑞把故事传给了儿子，希望他能把它写成插图故事，但她警告我们不要完全相信其中的结果：“为了让故事好看并打动人心，没有任何谎言奥尔罕不敢说出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