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五行属什么
北京的中轴线是古都北京的中心标志,南起点是永定门,北至钟鼓楼,全长7.7公里。中轴线体现了古代北京城市建设的突出成就,是世界城市建设历史上最杰出的城市设计范例之一。中国建筑大师梁思成曾赞美这条中轴线是“全世界最长,也最伟大的南北中轴线穿过全城。北京独有的壮美秩序就由这条中轴线的建立而产生;前后起伏、左右对称的体形或空间的分配都是以这中轴线为依据的;气魄之雄伟就在这个南北引伸、一贯到底的规模”。而在举办奥运会时,中轴线再次向北延长,到达奥林匹克森林公园。
作为中轴线的南起点,永定门有悠久的历史,也有拆而复建的曲折经历。老北京的外城是明朝定都北京140多年以后,为了加强北京城的防御能力,在内城的南面增加修建的。永定门城楼始建于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1584年补建了瓮城,清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重建永定门箭楼、城楼及瓮城。增建外城是要加强北京的安全,外城正门是永定门,永定门两侧设有左安门、右安门。永定门城楼是当年北京外城七座城门中最大、最壮观的一座,昔日的永定门恢弘光鲜,有重檐歇山三滴水的楼阁,再配上最高最厚实的城墙,其建筑规格在北京外城中堪称最高。从空间布局看,永定门是外城南垣居中而立的城门,它与内城的正阳门相对,坐落在南北中轴线的南端,向北延伸,与前门、天安门、午门、神武门、地安门、钟鼓楼、安定门一线贯穿,蔚为大观。
永定门是北京南城出入要道,为适应不断增长的人流和车流需要,老永定门城楼在1957年时被拆除,现在的永定门城楼是2004年重建的新城楼。值得一提的是,重建之前,有关部门找到了遗失达三百多年的“永定门”石匾。2003年8月21日的《北京晚报》曾报道说,这块石匾长2米,高0.78米,厚0.28米,楷书的“永定门”三字沉雄苍劲,保存完好,是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始建永定门时的原件。如今复建的永定门,门洞上方所嵌石匾的“永定门”三字,就是仿照这块石匾雕刻的,原件则收藏于博物馆内。
为防外患修建永定门
北京内城是元朝至元四年(1267年)开始修建的。明朝洪武元年(1368年)把元朝所建的北面城墙拆掉,向南缩进五里,重建了北面城墙。永乐十七年(1419年)又把原来的南面城墙拆掉,再往南推展了一里多,重建了南面城墙,就成了现在北京内城的样子。
北京建外城经过了漫长的酝酿过程,虽重臣多次提议,但建造过程颇为曲折。《皇明大事记》载:“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就有掌都察院毛伯温等人提议‘古之有城必有郭,城以卫君,郭以卫民……今城外之民殆倍城中,思患预防,岂容或缓。臣等以为宜筑外城便’。而刑科给事中(官名,辅助皇帝处理政务)刘养认为‘(外城)宜筑于无事之时,不可筑于多事之际’,皇帝听从了刘养的建议,筑城之事则被搁置。”
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工部侍郎王邦瑞“奏请筑重城”。嘉靖皇帝“以筑城事重,令且休兵息民,待来秋行”以拖延。有记载:同年八月,俺答汗率蒙古骑兵攻至京城近郊,北京城已处于万分紧急状态,史称庚戌之变。由于当时的北京没有外城拱卫,城外百姓的生命和财产遭受了巨大损失,城外关厢一带的百姓拥到城下,要求进城避难。朝廷先是命令严锁城门,不准入内,激起民怨,以致“号呼之声直彻西内”,惊动了皇上。给事中王德为此上奏,称:“九门昼闭,不便军民,且示虏以弱。”由此才“开门听民出入”。然而,大批城外居民的涌入,造成了米价等物暴涨等一系列问题,迫使朝廷不得不开仓赈济。
这年十二月,因居民朱良辅等自愿出财力,《明世宗实录》载:“筑正阳、崇文、宣武三关厢外城,命侍郎张时彻、梁尚德同都御史商大节、都督陆炳督工”。三关厢建城开始了。但在第二年又因“财出于民分数有限,工役重大,一时未易卒举”而诏令停工。
嘉靖三十二年,兵科给事中朱伯宸再次提出修筑外城,以利于巩固城防。励宗万《京城古迹考》有载:“嘉靖三十二年,给事中朱伯宸奏,请仍四郊土城故址,以为外郭,周可百二十馀里。”嘉靖皇帝的宠臣严嵩也表示“今外城之筑,及众心所同,果成亦一劳永逸。其掘墓户舍等事,势所不免,成此大事亦不能恤耳”。至此,嘉靖皇帝放弃了最初所持的“四面兴之,乃为全算”“不四面,未为王制”等不切实际的设想,将工程控制在当时财力允许的规模内,最终还是保证了修建外城计划的顺利实施。
《明世宗实录》记载了嘉靖皇帝的态度:最初的修筑计划是准备在内城的外围周圈修筑外城城垣,使北京城垣平面建成“回字形”的格局。但实际外城被建成了“包京城南一面,转抱东西角楼止,长二十八里”格局,且将内城外的先农坛、天坛环绕起来,总建筑规模不及原计划的三分之一,最后北京城的格局就成了“凸”字形状。环绕南城筑外城墙的一道警戒防守线也就此停工了,后面的朝代再也没能继续建设。
明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北京外城建成,总长28里,开有7座城门。因增建外城的动因,是为了加强北京的安全,所以城门命名多带有追求“安定”、“安宁”的色彩,如“左安门”、“右安门”、“广宁门”(清代为避道光皇帝旻宁名讳改称“广安门”)。外城正门“永定门”,就是寄寓“永远安定”之意。
据有关史料记载,永定门也是逐步建成的。永定门初建时,只建了一座城门楼。永定门的瓮城是在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补建的,东西宽42米,南北深36米。箭楼是在清乾隆十五年(1750年)增建。清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永定门重建,将城台加高至26米,重建瓮城,在瓮城正面增建单层箭楼(辟两层箭窗)。箭楼规制甚小,面阔仅三间(12.8米),进深一间(6.7米),单檐歇山顶灰瓦。瓮城为方形,东西宽42米,南北深36米,外侧两端抹为圆角。箭楼辟两层箭孔,南面每层7个,东西每层3个。箭楼城台下辟单孔券门。
永定门城楼建造历时约200年,跨越了明、清两代才完全建成,建成的永定门成了北京外城七座城门中最大的一座。永定门虽然是外城城门,但建成后的城楼形制,依然如同京城内城的建筑格局,以雄伟姿态矗立于中轴线的最南端。
火车入京时拆过城墙
有了外城城垣的保卫屏障,北京城便有了相当大的发展空间。自从有了外城,封建统治者便不断加强内城的政治功能,而将商业、文化设施逐步移至外城。当时北京城外南部成为商贸区,还有不少达官显贵居于此处。于是,外城地区即形成了为内城服务的商业中心和文化中心。给来京会试的全国各地考生提供起居便利的各地会馆基本上都分布在外城。据《宸垣识略》载,当时在外城较为知名的会馆就有一百八十余家。众多文人聚居于外城,为外城文化的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有琉璃厂的古旧书籍、古玩字画,也有笔、墨、纸张等文化用品的生产和销售。清末,为了保持内城庄重、静谧的气氛,又将内城的戏园移至外城,京剧、相声、鼓书说唱等文艺形式就在这里生长发展起来。几百年来,外城地区成为京城各种艺术的独特发展之处。
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城市的发展,当年的“外城”已经被称为南城了。老北京城南部是以永定门为标志,永定门以内称作南城,出了永定门就是城南了。永定门以南的城南地区,在清朝和民国时期是荒凉郊外,除少量菜地外,住户是比较少的。而南城则比较繁华,不但有天坛和先农坛这样的皇家祭祀重地,还有天桥、会馆、戏园等场所。
北京天桥位于永定门正北。清《光绪顺天府志》记载:“永定门大街,北接正阳门大街,井三。有桥曰天桥。”因为是供天子到天坛、先农坛祭祀时使用的桥,所以称“天桥”。有记载,天桥为元代所建,南北两边有汉白玉栏。桥北边东西各有一个亭子,桥身很高。光绪三十二年,天桥的高桥身被拆掉了,改成了一座低矮的石板桥。后经多次改建,至1934年全部拆除,原桥址不复存在,而天桥作为地名却一直保留下来。天桥地区作为北京平民游艺场所聚集地和商品市场,内有众多曲艺演出场所。
除了天桥,永定门城北还有天坛与先农坛这两大皇家祭祀重地。天坛是中国也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形制最完备的古代祭天建筑群。而先农坛则是皇帝祭祀先农诸神及举行藉田典礼的场所。
北京的城墙开始被拆除,正是从永定门这一段起的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后,天坛成了外国军队的兵营。为了便于运输军用物资,法国侵略军在永定门的城墙上开洞,擅自将卢汉铁路从卢沟桥延展至北京正阳门(前门),建立正阳门西车站,卢汉铁路改称京汉铁路。与此同时,英国侵略军也擅自将津卢铁路终点从马家堡车站延展至永定门内。后来,清政府被迫同意将火车引入城内,在正阳门建立火车站。这样,永定门东侧城墙被拆除一段,形成豁口,以便进京铁路入城。铁路穿东便门北侧及西侧城墙再转向西,经崇文门瓮城而直达前门火车站。仅这段铁路,就使北京的外城、内城拆开了三段豁口,崇文门瓮城也同时被拆除。
民国四年(1915年)六月,修建北京内城的“京师环城铁路”时,因铁轨修建在城墙与护城河之间。为使铁路畅通,北洋政府时期就陆续将北京内城的朝阳门、东直门、安定门、德胜门、西直门等具有特色的瓮城和箭楼全部拆除,使北京城墙再次遭到较大规模的拆毁。
北京城楼的拆除是从1950年开始的,按照拆除城楼的时间顺序,永定门城楼是第六个被拆除的城楼。永定门瓮城城墙是于1950年开始被陆续拆除的。1953年春,为适应新中国建设初期的人口增长、市政道路通行的发展,曾在永定门城楼东西两侧的城墙上开出两个豁口。永定门城楼和箭楼也在1957年以妨碍交通和定性为危楼而被拆毁了。自此,明清北京外城七门中最大、最重要的城门被彻底拆除掉了。
申奥成功后重建永定门
永定门城楼的重建得益于申奥成功,永定门是北京实施“人文奥运文物保护工程”中重要的一部分,也是京城中轴线景观整治工程最重要的一项。没有了永定门,中轴线就不完整,而中轴线一直被看作是世界建筑史上罕见的奇迹。为此,2004年在原址按历史原貌复建永定门城楼,重新打造北京南中轴起点。永定门城楼的复建工程经过有关部门及专家反复论证,最终决定建在原址上。永定门重建使用的城砖还是嘉靖年间制造的老城砖,当年拆除永定门城楼时,三台山危险品仓库正好要修围墙,于是城砖就被运去建了仓库的围墙。经过半个世纪的风雨,这些嘉靖年间制造的老城砖又被运了回来,重新砌在永定门的城楼上。当然,城楼已经复建,瓮城和箭楼并未复建。
城楼的主体使用了南非进口的12根铁力木(又称铁梨木)。在选材时,国内并没有这样的木材,于是工作人员就把目光转向了国外。几经周折,工作人员最终锁定了非洲渔民用于渔船桅杆材料的铁力木。这种木头的密度(比重)大,在水中都能下沉,且坚硬结实而不易腐烂。于是,这12根树龄百年以上的铁力木便成为了永定门的“顶梁柱”。
在复建永定门之时,明代城门匾额的出现是意外之喜。清朝建都北京之后,曾将北京各城门上用汉文题写的明代匾额撤下,改用满、汉两种文字题写的匾额。辛亥革命之后,民国初期的内务部总长朱启钤请杭州名士邵章先生为北京各城门重新题写了汉文名称,并制成石匾镶嵌。成书于1931年的《燕都丛考》记述,“今日各门之额,皆邵君之书也。”随着北京城门的陆续拆除,邵章先生题写的匾额大多失落无存,而明代城门的匾额原件,更是难得一见。但是,复建永定门之时,工作人员四处寻找永定门的历史资料,在古建博物馆工作了几十年的多吉祥忽然回忆起1990年前后,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去地坛公园征集文物时,发现了一块城门匾额,并将其拉回了博物馆。当时为避免石匾遭受风吹雨淋的破坏,就将这块匾放到了古建博物馆院内的一棵老柏树下面,上面还盖了一层浮土。这块石匾会不会就是永定门的?工作人员赶紧到院里的树底下找,将石匾挖出来一看,正是永定门城楼上的石匾额,而且是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始建永定门时的原配石匾。原石匾长2米,高0.78米,厚0.28米,石匾原物现存首都博物馆。重建后的永定门城楼门洞上方所嵌的石匾,楷书“永定门”三字是仿照明代原配石匾雕刻的。
复建的永定门城楼总高26米,面阔五间,三重檐歇山顶。城楼复建过程中不但挖掘了原城楼基础,参阅了原始测绘图纸,而且施工工艺严格按照传统工艺。古文物专家罗哲文先生说:“从永定门昔日的拆除到今天的重建、复原,时间和历史留给了我们一个大大的问号,我们的城市由起点又回到原点。”
对于重建的永定门城楼,有人称赞,但也有人认为与想象中的雄伟壮观相距甚远。究其原因,是现在的永定门周边高楼大厦林立,已彰显不出城楼的巍峨。永定门城楼的复建,再次呈现了北京完整的中轴线。永定门城楼周边通过改造,在大片空地上植树种草,护城河进行了清淤治理。重建一新的永定门城楼与护城河水交相辉映,已成为南城一个闪亮新景。
燕墩与城楼遥相呼应
在永定门南面,还有一处著名的建筑,名为燕墩,其隔着永定门外铁路,与永定门城楼遥相呼应。
《日下旧闻考》记载,“燕墩在永定门外半里许,官道西”。永定门并不是正对着燕墩,而是稍偏东,即燕墩并不在明北京城中轴线的延长线上。对于明朝北京中轴线和元大都中轴线是否同属一条直线,学术界一直有着争议。有认为是同一条直线,也有意见认为元朝的钟楼和鼓楼位于旧鼓楼大街,旧鼓楼大街的延长线才是元大都的中轴线,而明朝北京城的中轴线偏东。由于燕墩正对元大都的丽正门,有人认为燕墩是元朝所建并位于大都城中轴线南延长线上,与明北京城中轴线有了偏差。
燕墩是何物?元、明两代之时,北京有“五镇”之说,按金木水火土设五个“镇物”布局。东方神木厂(木),西为永乐华严钟(金),南为燕墩(火),北为昆明湖(水),中为景山(土)。南方之镇即为“燕墩”,因南方在“五行”中属火,故建筑烽火台以应之,因此,燕墩又称“烟墩”。古人赋《燕墩竹枝词》:“沙路迢迢古迹存,石幢卓立号烟墩。大都旧事谁能说?正对当年丽正门。”烟墩始建时只是一个土台,明嘉靖三十二年建造北京外城时才包砌围砖,形为下宽上窄,平面呈正方形,底边长14.87米,面边长13.9米,台高9米。上面有著名的乾隆御制碑,碑高8米。碑上部覆盖着四角攒尖顶方形碑盖,四脊各雕有一龙,龙身呈波曲欲腾飞之状,龙昂首上扬,恰似飞奔夺宝顶。在清朝,燕墩成为了民间燕京的八景之一“石幢燕墩”。
碑的南北面上分别刻有乾隆十八年(1753年)的《帝都篇》(南面)和《皇都篇》(北面),赞美了北京的地理形势和国泰民安的情景。燕墩碑文是记述北京幽燕之地的徽记,堪称北京的史记篇,是北京著名碑刻之一。
碑的下部为束腰须弥座,台座的四周均雕了五层花纹,分别为云、龙、菩提珠、菩提树叶等图案,束腰部分用高浮雕持法雕出24尊水神像,都是袒胸裸足跌坐于海水之上,形态各异,栩栩如生,充分地显示了中国古代工匠们精湛的雕刻技艺。
永定门城楼和燕墩之间是永定门广场,广场是2009年9月30日建成的。广场以永定门城楼为主题,烘托城楼的庄严大气,形成构建完整的南中轴景观序列。永定门广场跨越护城河之上,面积8000多平方米,广场采用了北京特有的树种,体现了城楼的历史文化感和北京四季分明的气候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