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同宇个人简介
与周恩来总理合影
您是一座丰碑，您的丰功伟绩和精神风范为千秋万代所传颂，永存于中华儿女心中……
您是一面镜子，您以自身塑造的完美让我们时刻在您面前整理着自己的行为和容貌……
您是一位师长，您那慈父般的关怀和教导给了我们享用不尽的精神财富和进步源泉……
周恩来总理的侄儿
鲁网枣庄12月1日讯（枣庄晚报记者 杨军） 周秉和，1951年出生。周恩来总理的侄儿。1969年1月9日，响应党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号召，到陕西延安县冯庄公社新庄科大队、河庄坪公社枣园村大队插队落户。1972年进入清华大学自动化专业学习。毕业后先后在北京市自动化技术研究所、中国图书进出口总公司、中国作家协会等单位工作。现已退休。现任中国知青网理事长。
周秉和与枣庄晚报记者杨军合影
那是2011年的11月，记者一行5人，随枣庄知青联谊会代表团前往湖北武昌，参加《纪念辛亥革命百年暨第八届泛长三角知青文化研讨会》。在隆重的开幕仪式上，周恩来总理的侄儿、中国知青网理事长周秉和出席并发表了情真意切的讲话，受到来自全国30多个地市的学者、知青代表们的热烈欢迎。随后记者在这次研讨会上采访了周秉和先生。当他得知我是来自枣庄晚报的记者又曾是一名知青时，很愉快地接受采访，并把为纪念周恩来诞辰110周年，他与原为周恩来、邓颖超的秘书赵炜、曾为全国知青学习的榜样著名劳动模范邢燕子、全国知青学习的榜样著名劳动模范董加耕、曾被称为“特别的姑娘”，全国城市青年立志建设新农村的榜样著名劳动模范侯隽等组织撰写的《知青心中的周恩来》一书亲笔签名赠送于我们，并相约时间到革命老区、铁道游击队的故乡枣庄来参观游览。
60多岁的周秉和，着装朴素，风度翩翩，目光炯炯有神。他一对酒窝，和蔼可亲，和敬爱的周总理很相像。和周秉和面对面的交谈，感觉亲切、轻松、自然。由于他是总理的亲侄儿，记者上下仔细扫描了他一遍，随口问了他一句：“总理的身高是多少？”，他稍停顿了一下，回忆说：“年轻时在总理身边，自己大概有1.72左右，但那时总理比我还高一点。现在我都老了，身体也缩短了。”说完爽朗地笑了。接下来我们的话题就转向了他当年知青插队的生活。
周秉和深深地吸了一口手中的香烟，开始慢慢地回忆起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更使他想起伯伯周恩来当年对知识青年关爱的难忘往事。
伯伯支持我去延安
1968年12月22日，是我们那一代知识青年难以忘却的日子。
《人民日报》一版套红发表了毛主席语录：“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一场震惊中外、波澜壮阔的疾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就此拉开了帷幕。从1969年到1970年初，全国就有500多万知青奔赴了农村，其中26000多名北京知青奔赴延安地区插队落户。周秉和就是其中的一员。
1968年初冬的一天，周秉和所在的学校发出了通知，67届初中毕业生可以报名去延安插队。同学们热情高涨，踊跃报名，有几位要好的同学鼓动周秉和一起去。刚刚17岁的周秉和风华正茂，年轻气盛，决定和同学们到农村插队。可事后他又犹豫了，当时父亲受迫害关押在监狱，仅靠母亲当教师的微薄工资维持家里的生活，兄弟姐妹6人，已有5人离开北京在外边工作或插队，仅剩周秉和一个在京，母亲经济压力且大身体不好，此时若离家走了母亲和家里咋办呢？不行，这事要去找伯伯谈谈想法，于是，周秉和拨通了中南海西花厅的电话，约定好了和伯伯会面的时间。
周总理知道侄儿要报名去延安插队的消息后，就邀周秉和去家里共进晚餐。周秉和提起去延安插队的事，想听听老人家对此事的看法时，只见伯伯沉思片刻，微微抬起头，用眼睛轻轻地扫了一下侄儿的脸，此刻周秉和深切感受到了一种慈父般的关爱，从伯伯赞许的眼神中他已经得到了答案。“插队是你自己定的？好！”然后笑了起来，会意地和七妈（他管邓颖超叫七妈）点了点头，一字一句地说：“我们支持你去延安。”
革命战争时期，周恩来、邓颖超同志随中央红军到达延安，曾经长期在那里战斗和生活，对延安有着深厚的感情。总理说：“你能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到陕北农村插队落户，我和你七妈非常高兴。陕北是毛主席领导我们生活战斗了13年的革命圣地，陕北民风纯朴，群众忠厚善良，陕北的人民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做出过巨大的贡献和牺牲，我已经20多年没有回到过延安了，对那里的情况了解不多了，对你能到那里插队生活，我和你七妈坚决支持。希望你能在那里，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锻炼改造思想，过好思想关、劳动关和生活关，做好生活艰苦和长期落户的心理准备。”邓颖超说：“陕北的生活很艰苦，当年我和你伯伯到陕北后，卫生条件差，衣服里都长了虱子，我们都管它叫‘革命虫’！你可要做好长‘革命虫’的思想准备哦。你妹妹秉建到内蒙古牧区插队时，我把家里唯一的半导体收音机送给了她，现在只好给你一点钱，自己去买台收音机，以便在山沟里也能随时了解国家大事。”
周秉和拿着伯父、伯母送给他的插队“礼物”，带着革命前辈的殷切希望，1969年1月9日，周秉和满怀激情地登上了西去的列车。
倾听汇报关爱知青
距离延安县城90华里远的冯庄公社新庄科大队，贫穷落后，地处偏僻，环境恶劣，连水都几乎吃不上，劳动和生活条件可想而知。但是，周秉和牢记伯伯、七妈的嘱咐，虚心向贫下中农学习，在农村逐渐闯过了思想关、劳动关和生活关。一年后，周秉和从陕北回京探亲来到中南海西花厅，向伯伯直言不讳地说起自己在延安插队的感受，以及知青工作中的存在的诸多问题，引起伯伯的极关注。于是，伯伯要求再找一两个插队的知识青年来谈一谈，同时写一份书面材料，一部分介绍知青到延安插队的情况；另一部分谈延安当地人民的生活情况。于是，周秉和找到了曾在总理身边工作过的何谦的女儿何利群，她当时也在延安县李渠公社插队，是北京八中68届的初中生，总理对她也很熟悉。当时的书面汇报材料是周秉和与她一起汇集情况，由周秉和执笔，她负责抄写，用了整整3天的时间完成的。周秉和与何利群的汇报是在西花厅总理的住所进行的，邓颖超也在座。总理先是询问了周秉和的妹妹秉建的情况，对他们兄妹都响应毛主席的号山下乡表示十分赞赏，然后就边看材料边听汇报。何利群说：“火车刚接近西北地区，满眼是高高的黄土坡和稀疏的窑洞，根本就看不到房屋。从铜川换汽车到延安，第二天卡车送我们到李家渠公社，贫下中农用马车接我们到高湾大队。刚到队上，晚上没有电灯，窑洞黑得吓人，有几位女同学就哭了起来。”邓颖超紧皱眉头开始详细询问。何利群接着说，开始是住农民的土窑洞，后来搬进了大队盖的砖窑。她说虽然生活苦，但知青们的适应能力很强，没过几天就熟悉了环境，开始上工了。总理和邓颖超问这问那，包括公分多少？吃饭怎样？何利群说，刚参加劳动，好多同学不会干活，队里给我们记的工分和村里小娃子们一样，我们所在的队在延安县算比较富裕的，工值合到一元钱左右。当地娃子一般只念到小学，有的读完三年级就不上学了，参加队里的劳动。男女工分本来就不一样，娃们的工分才是妇女的一半。而周秉和所在的大队比较穷，干一天活工值才有一毛七分钱，确实有知青和农民之间、男女之间评分差别大，同工不同酬的现象存在。吃饭问题最初是队里派人做，以后就自己学着做。开始不会烧柴，饭总是做不熟，慢慢地就都学会了，还会贴饼子，做高粱米饭。总理听到这些时，笑笑说：“好! 好! 你们学会了独立生活，也学会了克服困难。青年人只有经过实际锻炼才能挑起革命重担。”听到伯伯的夸奖，周秉和兴奋地说，刚去时我们分住在老乡家里，后来搬到新建的窑洞，由于新窑潮气很大，不少知青身上长了疮，有的还化了浓，又疼又痒。当时粮食不够吃，在配给的粮食中有相当一部分是黄豆，知青在京城吃惯了大米、白面，一时不能适应陕北农村的饮食，常常拉肚子、消化不良；从劳动强度看，搞基建，拉石头，运送粪，掏羊圈等比较重的活都压给了知青，而知青干劲很足，不久各种农活都会干了，知青们干活不偷懒，上进心很强。何利群接下来又举了两个例子，说明知青不怕吃苦甘于奋斗的精神。一件是上山收麦子，突然下起雨来，山路又窄又陡，路滑泥泞，可那天三个女知青却和社员们一样，背着麦捆走下山，浑身被雨淋透。另一件事是她们去延安参观，来回要走50华里，可她们还特意推上粪车为队里带回一车粪。总理和邓颖超听了连连点头，赞许他们锻炼了本领，也锻炼了意志。总理还非常详细地询问了知青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何利群说，最主要的问题是知青生病后无人照应，女八中高一的一名女生，因患斑疹伤寒，高烧不退，知青们赶了几十里路送她到延安县医院，住院后又轮流看护；还有一个女生因发山洪淹死了，当时水不深，只是身边没人，死后很久才被发现。总理听后连连说：“怎么会这样！”周秉和还谈到男知青因做不熟饭，油水少吃不饱，管不住自己，打架闹事，有的还偷东西。被发现了，当地人就用土方法审问，把他们绑起来试问。有些生产队对知青吃住的问题没能很好解决，知青思想比较混乱。总理沉思了片刻，随后又询问延安老百姓种些什么庄稼?有没有副业等。
谈到陕北人民，他们告诉总理，那里虽然穷，但人民热情、淳朴、善良，他们像对待亲生孩子那样，逢年过节还把他们请到家里吃饭，最好的饭就是羊肉胡萝卜馅的饺子。公社演电影，乡亲们就带他们走十几里地去看，回来时大家结伴而行，打着手电领路，有说有笑，这种乐观情绪给了知青们安心插队以精神和力量。但是，他们也如实地谈起有的农民生活很苦，穿的大多是自织的粗布衣，而且十分破旧，有的小孩还穿不上衣服，全家几口人盖一床被子。有的老乡家里还在吃糠，还有教育水平低，文盲多，买卖婚姻严重，姑娘出嫁要称体重……当我们说到农民吃糠、延安城里要饭的人很多时，总理的脸色很不好，沉默了好一会儿难过地说:“解放这么多年了，还会有这样?我都不知道呀!”
1970年3月，在北京召开的延安地区插队知青工作座谈会上，总理严肃地提到这件事：“延安的问题这么多，大人没反映，孩子反映了……不能只建设西安，要考虑延安……”，“陕北人民哺育了我们，全国解放20多年了，一些群众生活还这样困难?我心里非常难过！”
1970年的4月，在延安的知青们又被传达的一条重要消息所振奋—— 1970年3月10日由国务院在北京召开了一次“延安地区插队青年工作座谈会”，会议由周总理亲自主持，参加会议的有陕西省及延安地区的主要领导和知青办的负责人，还有北京市领导和中央部委有关单位领导。总理在会议一开始时提到，是因为有几个在延安插队的北京知青向他反映了延安的现状和知青上山下乡中所发生的一些情况，感到问题很严重，有必要召集有关同志来京了解更详实全面的情况，共同商讨如何解决北京知青插队落户中遇到的各种问题，以保障上山下乡运动的正常发展，他老人家当然不会在会议上提到我与何利群的名字，但我们知道是我们的汇报促成了这次座谈会的召开，我暗自为能对知青问题的解决做出微薄贡献而高兴。后来，听参加座谈会的同志回延安传达精神时说，座谈会上，总理亲自带领大家和他一起重温了毛主席在1949年给延安人民的《复电》。《复电》号召延安人民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发扬革命战争时期那么一股劲儿，那么一种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把延安建设好。总理还指示北京市有关单位对口支援延安，并派出大批北京干部到延安直接深入北京插队知青落户的生产队，协调地方具体解决知青们的各种困难，从思想上、生活上、劳动分配上给予帮助和支持。会议还做出了决定，严厉打击各种迫害知青上山下乡的行为和犯罪活动，使北京知青们感到了党和政府的温暖关怀，插队同学们的情绪逐步趋向稳定。
5月12日，中央转发了毛主席批示的［1970］26号文件。文件下达后，各省、市、自治区普遍加强了对知青工作的领导，切实解决了一些实际问题，打击和处理了一批破坏分子，各大城市还向插队知青集中的村队派出了带队干部，使得各地知青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当地的重视、保护和关怀。因此可以说，这次“座谈会”的意义，远远超出了延安知青工作的小范围。
脱去军装重返陕北
1970年底，新疆军区到陕北招兵，大家踊跃报名，枣园村只有周秉和是唯一体检合格的青年，他没有犹豫，当兵！
1971年初，周秉和穿上了绿色军装，到达了新疆南疆军区成为了一名光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刚到驻地，周秉和就迫不及待地给伯伯、七妈写信，说自己已参军了，并决心在解放军这所革命大学校里得到锻炼，为保卫祖国站好岗、放好哨，随信还寄去了他穿军装的照片。然而，正当他努力参加军事训练，力求以优异成绩结束新兵连集训时，收到了七妈的一封来信，当时一看犹如巨雷轰顶，几乎晕倒在地。七妈的信中说：“秉和，接到你的来信得知你已经参加解放军，我们当然也很高兴，但是你伯伯专门查阅了国家征兵的有关政策，凡父母正在受审查的子女，不可参军。你的父亲现正接受审查（周同宇受江青一伙迫害从1968年至1975年被关押7年，1979年平反）所以你的情况属于不符合入伍政策，既然违反了政策，就应改正。你伯伯已经向送你参军的陕西省和军区领导交待过了，让他们派人去接你，还与新疆军区领导联系了，让他们放你回去，你要作好思想准备，脱去军装复员，继续回陕北插队当农民。”
当时，周秉和的抵触情绪很大。就周秉和个人在山沟当农民和边疆当战士的实际感受中，认为到军队和去农村有着天壤之别，在农村一个月才吃上一顿白面馒头或面条，其他都是很难吃的杂粮，况且还吃不饱；在边疆军营，每天三顿都是白面米饭。在农村起早贪黑干农活累得要死；在部队跑步出操回营房就开饭，不用像在农村那样自己砍柴生火做饭再出工；上午军队练拼刺、打靶虽然有点累，但与农村的重体力劳动无法相比，下午开会学习搞批判属正常活动，在农村学习耽误的生产时间就要自己补上。当农民前途渺茫不知前景如何；当战士可以提干，复员后国家还安排正式工作。想来想去、比来比去，越想越沮丧，一句话，当时让我回农村真是想不通！
冷静一段时间后，周秉和重读来信，才开始慢慢地想通了。七妈的话语重心长：“秉和，你要坚强，想开些，还有那么多的知青不是都在农村当农民吗？违反政策的事一定要改正，这是我和你伯伯对你最起码的要求……”。七妈的话语重心长，情真意切。“我必须想得开，要按照伯伯、七妈的要求去做。”周秉和终于想通了。总理对他的侄儿们的严格要求，孩子们打从小就习惯了。当时又是“文革”非常时期，总理的日子很不好过，“文化大革命”将他置于极其艰难的处境，更有人在他背后捣鬼整黑材料，连秉和的父亲那么老实规矩的人也要整，就是要整垮总理。周秉和后来才知道伯伯比他的难处更大，根本就没法同他比。他很庆幸最终战胜了自己，执行了伯伯的安排，回到陕北插队。另外，还有周秉和的妹妹周秉建，也是1971年从内蒙古牧区插队点出来当兵，并于当年春季新兵连队训练结束后，又返回内蒙古牧区继续当牧民去了。
1971年4月，当周秉和从部队重返延安后，很多人知道了他和总理的这层关系，知道总理有个侄子曾在延安插队后当兵现在又被送回来了。上级领导为使周秉和继续安心插队不受干扰，被周围的人知道后会影响他的正常插队生活，因此安排将周秉和调到了延安县的另一个公社 —— 河庄坪公社落户。为了保密，领导还建议他另改名字。周秉和一想，那就踏踏实实地在这干吧！ 于是就给自己另起了一个听起来很革命，叫起来很响亮的名字 —— 周志延。志在延安，好让伯伯和七妈两位老人放心。由于刚刚从环境较好的部队回到条件艰苦的陕北农村，伙食相差很远，干农活体力消耗很大，周秉和的身体一时适应不了，加上心情不佳，刚刚下农田干了三天活就累病了，连续发烧，作恶梦、吐鲜血，后来出现昏迷。幸亏新落户村（石窑村）的知青和老乡们发现后用驴车将他连夜送到延安城里的医院，医生说是大叶性肺炎，如再晚点送来连命都没了。病好回村后，队里给他分配了一个轻体力活，电磨坊里磨面碾米，这还是原先干这活的一位女知青主动给他让出来的，她自己则去田里干累活去了，这件事叫周秉和非常感激，至今难忘。
周秉和的身体慢慢恢复起来。他在给给伯伯、七妈的信里说：“我又回陕北农村落户了，并换了村，改了名，就是身体不济生了病，但现在已稍好，请二老放心”。1971年5月6日，七妈回信说：“志延，你的名字取得很好！顾名思义你是志在延安，志在延安农村。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在三大革命中锻炼成长，那是有多么深远的意义呀！再说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全世界人民向往的地方，你在这样的地方参加革命和建设也就是全国革命和建设的一部分，如有所贡献也就是对祖国和世界革命做出贡献啊！但却不要骄傲才好。你能服从命令，按照毛主席教导青年们应走的方向与工农结合的道路，力争坚持下去，就是好样的青年！伯伯和我觉得能有你这样的侄儿和小六侄女（她已回去原地区另一队插队了）而非常高兴！希望你要听毛主席的话，读毛主席的书，照毛主席指示办事，做一个毛泽东时代的革命青年！祝你不断进步！。”手捧七妈的来信，周秉和深感二老对他延安插队是多么的重视和支持，多寄予多大的期盼呀！他暗下定决心：没说的，干吧！不是全国还有那么多的知青都还在或正在奔赴农村广阔天地去战天斗地吗？与大多数比我家庭和个人困难更大的知青相比，有伯伯和七妈二老的全力支持我实在是太应该知足了。我一定在农村拜农民为师，刻苦锻炼，积极参加劳动生产，为改变延安的落后面貌做出自己的贡献！
“上完大学还回延安”
1972年，是周秉和插队生活进入第4年。这时国家政治形势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9?13”林彪事件后，国内的混乱局面有所好转，中美关系大门开始打开，工农业生产有所发展，一批老干部开始恢复工作，政治形势趋向平缓。这时，全国范围开始了大规模招收工农兵学员上大学，招生政策里规定：“可教育好的子女”（即父母正接受审查或出身不好，但本人表现较好的）也允许上大学，但要经过贫下中农推荐，上级领导批准。周秉和于1972年4月进入清华大学，学自动化专业，成为了一名“工农兵大学生”。
5月的一个星期天，离别北京3年后，在中南海西花厅周秉和见到了日夜思念的伯伯。第一眼给他的印象是伯伯明显变老了，面容显得消瘦，但精神还是很好，眼睛依然那么炯炯有神。伯伯一见面就问：“秉和，你这次上大学在家庭出身上虽然符合政策，但是有没有走什么门路呢？”周秉和回他伯伯说：“是贫下中农推荐，招生单位审核批准，正规录取上的大学，绝对没有走门路。”伯伯放心地笑了。但是接下来伯伯又问：“你想没想过毕业后还回陕北继续为延安的建设工作呢？”周秉和没思想准备，被问得有点发蒙，随口回答说：“所学的专业在延安不对口呀。”伯伯思索了一下说：“是呀，如果能学习水利的话就对口了，延安的水利化建设还是很需要的，清华正好有这个专业，我想是不是跟你们学校领导协商一下，给你转到水利专业学习。”因为当时伯伯工作太多，话没谈完就走了。后来伯伯没有再提起转专业的事，原因或许有几点，其一是如果专门转专业，这反而倒成“走门路”了；其二是当时的清华、北大正在江青的爪牙迟群、谢静宜的严密控制中，与他们协商肯定会“无事生非”，说不准什么时间会被他们用作整人的材料。尽管伯伯一直在与他们作斗争，但迟、谢等人还是在江青的指使下搞起了“反击右倾回潮”的运动，此后又借“批林批孔”、“评水浒”等运动将其罪恶矛头直指周总理，把清华、北大办成了反周总理的据点，学习的任务都被各种运动搞乱了，学生们是什么也学不好，转学什么专业也没用了。
1973年夏季，越南国家领导人访问中国，其间，总理曾陪同他们访问了延安。延安人民热烈迎接阔别延安20多年的周总理，所到之处人山人海。总理非常关心延安的生产建设，关注革命老区人民的生活，他作为人民的总理，再次为延安的落后状况和人民生活的艰辛流下了热泪。他与当地领导一起研究改变延安落后状况发展生产的计划，与当年认识的老乡了解情况唠家常，发生了很多感人的故事。当时还住在延安的知青还给周秉和传回一个消息：总理一行回访枣园时，枣园村支书雷治富领着村民们热情地欢迎他老人家，在热烈而亲切的交谈中，总理忽然问雷支书：你们是怎么让周秉和上的大学？他走没走后门呀？雷支书回答说：娃娃在我们这里表现很好，是贫下中农推荐他上的大学，不是走后门。总理又问：那他毕业后还回延安来参加延安的建设你们欢迎不欢迎？雷支书回答：我们当然热烈欢迎！总理回京后不久很快将侄儿召到西花厅，他认真地说：“我已经和延安的乡亲们说好了，等你大学毕业后还回延安继续参加延安的建设，那里的人们可都说欢迎你回去呢！”就这样，周秉和又作了第二次回陕北的思想准备。两年后，就在周秉和临毕业的1975年，周总理的病情已经很重，周秉和兄弟姐妹也不被准许去医院看望他老人家，而“四人帮”却越发猖獗，他们先批判了教育部长周荣鑫，又将矛头指向了邓小平同志。
1976年1月8日，敬爱的周总理永远地离开了他所热爱并为之奋斗奉献了一生的国家和人民，而“四人帮”却还要批“党内最大走资派的黑后台”，罪恶的矛头直指已经去世的总理。面对“四人帮”的嚣张气焰，周秉和义愤填膺！他个人虽然没有抵抗这帮恶势力的能量，但对形势的发展很不放心，他一边留心着“四人帮”的倒行逆施，一边又暗暗地为去世的伯伯祈祷。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政治形势发生了巨变，由于周秉和要照顾半身不遂刚出狱的父亲，就留在了北京。他现在回想起伯伯生前期待他回延安的嘱托，心里十分愧疚，深感对不起他老人家的在天之灵。
岁月如梭，从1969年1月到延安至1972年4月离开，周秉和经历了人生道路上一段艰难时期。在这时期他经受过插队艰苦劳动的磨练，告别过短暂、紧张的部队生活，重返农村又体验了改造贫瘠荒山，战胜困难，赢得丰收的喜悦。在3年多的时间里，他有过彷徨、痛苦、迷惘和沮丧，幸运的是他得到了一位伟人，也是他的亲人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教诲和关怀，在他年轻幼稚的成长时期，帮助他不断丢弃那些消极情绪，振奋精神，战胜困难，坚实地迈开了人生的第一步，走过了那段艰难蹉跎的历程。
现在他们当年的“老三届”上山下乡知识青年，都早已是年近花甲、两鬓斑白之人了。回首往事，追忆当年知青上山下乡插队落户的岁月，知青心中周恩来他老人家的光辉形象，依然在我们眼前屹立，心中永远充满感激之情。他那崇高的品质和情操，永远是我们后辈学习的楷模，永远是我们心中的丰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