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哪里有学风水(声誉好的哪里学风水好)
越秀山再次成了广州的文教与学术中心，同治八年（1869），广东布政使王凯泰在越秀山创办第三所书院——应元书院。
王凯泰，字补帆，号补园主人，江苏宝应人，师从阮元。道光二十六年（1846）中举，四年后会试第二名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后来入李鸿章军幕，得到曾国藩、李鸿章等重臣的联名举荐，迁任浙江按察使。同治六年（1867）任广东布政使。《清史稿》列举他在广东的政绩，荦荦大者有：“裁陋规，省差徭，覈厘捐，丈沙田，濬城中六脉渠，增建应元书院。”
在王凯泰来广州之前，广东在清代只出过庄有恭、林召棠两位状元。王凯泰自称深谙风水之学，他认为广州山明水秀，灵气所钟，断不应只出两个状元，一定是城中学府的风水不好。他亲自在城中勘察，最后还是看中越秀山。
王凯泰在越秀山应元宫前找到一块空地，改建为书院（即今广州市第二中学），这里与菊坡精舍仅一墙之隔，环境清幽，文风骎骎。同治八年（1869）书院建成，命名为“应元”，取“山川感应，多出状元”之意，王凯泰颇为得意地解释说：“‘应元’之名出道书，今为举人肄业之地，举人会试第一为‘会元’，殿试第一为‘状元’，其名亦宜之。”（《应元书院碑记》）
当时广州已有粤秀、越华、羊城三大书院和学海堂、菊坡精舍等大馆，已形成名校效应，吸引了最优秀的生源，新书院如何争锋？王凯泰决定另辟蹊径，办一所专供举人肄业的书院，只收举人，恩、拔、副、岁、优贡生等，一律不收。用现在的话来说，应元书院就是一所研究生院。
这是一个很具震撼力的创举。王凯泰列举了三个理由，一是省城离京城七千里，举人参加会试舟车劳顿，花费不菲，如果一两次不中，就很难再去了，造成人才埋没；二是中举之后，很难再进书院读书了，反倒不如生员有肄业之地和膏火之资；三是举人在京师谋职，措资不易，粤中乡绅曾提议捐资给他们，但亦难以落实。王凯泰声称，应元书院的创办，正好可以解决这三个难题。
应元宫道
应元书院的位置，也就是今天市二中的校园。在1907年的广州城图上，应元书院东界为应元宫道。而今市二中正门的登山梯级，正是当年应元书院从大门至乐育堂梯级的遗制。
书院依山而筑，由王凯泰亲题大门匾额“应元书院”。进入大门后，沿磴道拾级而上，便是书院大堂，门有三楹，匾额“正谊明道”，为两广总督瑞麟所题。楹帖两副，前者为：“桂海敷文想旧学，商量犹是秀才风味；蓬山有路愿及时，砥砺早储国十经纶”（广东学政胡瑞澜题）；后者为：“筑室兆嘉名，看九转成丹早登绝顶；论文依胜地，愿百川学海共溯传心”（王凯泰题）。
穿过大堂，再上石级，便到了乐育堂，这是书院的主建筑。匾额由广东巡抚李福泰题写。堂正中设师座，两旁设长案数十张，是讲学和考课的地方。乐育堂西面是红杏山房，楹帖为：“讲帷弦诵知春至，上苑风光度岭来”；东面为仰山轩，楹帖为：“岳峙层霄，海内斯文尊北斗；雷鸣昨夜，天公有意属南州”。仰山轩东侧是奎文阁，楹帖为：“三台奎耀临南极，八座文星拱北辰”。三副楹帖均为王凯泰所题，表达了他对应元书院生徒折桂夺魁的期望。
应元宫
在乐育堂东侧有董事所和监院，再往东是十三本梅花书屋。这书屋是同治九年（1870）加建的，王凯泰题匾并撰楹帖：“开阁集群英，到处宛如逢旧雨；各羹期异日，诸君何以对名花”。王凯泰的五世伯祖是康熙四十二年（1703）癸未科会元及状元，这位先祖曾筑十三本梅花书屋，与名卿耆宿、渊雅博洽之士，琴棋书画，唱和不绝，是当时的坛坫雅事。王凯泰在应元书院重建书屋，种上十三株梅花。他告诉生徒：明年（辛未年）会试，恰好与其五世祖伯连中两元那年，都有一个“未”字，激励生徒向其五世祖伯学习。
王凯泰对应元书院出状元，简直到了大旱望虹霓的程度。书院刚落成，他就上应元宫求签，求了一支“柳汁染衣”的上上签，据说此签有“择善固执”之意；他又建书屋，又种梅花，所题写的楹联，几乎都与科考高中有关。同治九年（1870），王凯泰写《应元书院志略》时，大胆预言次年广东必出状元。
书院招收生徒，是在每年二月望前，由监院稟请督抚两院亲临举行甄别。甄别程序是这样的：提早三天为报考举人造册，届期黎明即集考生于贡院，闭门封卷，编列坐号，答卷时间为一天，不得延长，填榜即以坐号取定甲乙。
第二年（同治十年，1871），这是应元书院开办后第一个会试之年，一下子出了九位进士，其中五人入了翰林。最令书院骄傲的是顺德人梁耀枢以进士廷对第一，成为广东清代第三个状元。“应元”二字果然灵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给王凯泰送来一个开门红。
梁耀枢，字斗南，曾师从朱次琦，坊间相传，梁耀枢原无意参加殿试，只是被川资所吸引，领了钱当上京旅游，不过在香港已经挥霍殆尽，穷困潦倒，几乎成了流落异乡的“落难书生”，好在遇上一位亲戚，极力鼓励他北上，并给他路费，梁耀枢这才能够成行。竟然让他一试而大魁天下。
梁耀枢的名字与奎文阁楹帖中的“奎耀”与“北辰”暗合。而且仰山轩楹帖中，直接嵌入了梁耀枢字中的“斗”、“南”二字。人们无不啧啧称奇，王凯泰更是乐开了花，在乐育堂上挂起了新的楹帖：“瑞兆岂无因，不负隔年弹柳汁；科名原有定，适逢佳会种梅花”。
应元书院开办两年就出了状元，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令其他书院惊服。就师资而言，应元书院并不特别强，早期的院长沈史云，道光三十年（1850）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任职时因劝捐得力，得上司奏保加侍读职衔，曾担任过越华书院山长，学术上、文学上都没有什么大的建树，与黄培芳、陈澧、朱次琦、谭莹这些人是难以相比的。
70年代初的二中（图片来自广州二中六六届同学会的博客）
70年代初二中校门（图片来自广州二中六六届同学会的博客）
昔日应元书院，今日市二中
就学制而言，应元书院每年的甄别与每月的师课、官课，膏火奖赏，与其他书院相同。但它为举人赴京参加会试提供资助这一条，确实很吸引一些读书用功的穷书生。这是它在生源上能够与学海堂、菊坡精舍、粤秀、越华、羊城等大馆竞争的优势。
按照书院规定，如果在院生徒要赴京参加会试，川资由书院提供。书院设有公车盘费和都门经费两项，每逢会试年乡榜公布后，书院即请广东学政加试决科，取定在院肄业生的内外附课生等次，内课生每人可得公车盘费五十两，外课生每人有四十两，附课生每人有三十两。不在院中肄业的新科举人和投考举人，也可以参加决科考试，评出内课15人，外课10人，附课25人，公车盘费按在院肄业生减半。公车盘费一律汇到京师的南番会馆，举人到京后向值年京官支领。
都门经费是资助那些当年会试中式，在京供职的书院肄业生。供职翰、詹、科、道、中书者，每人发一百两；各部郎中、员外、主事者，每人发五十两；以总额一千两为上限，若人数过多，则以一千两平均分配。
书院的经费由王凯泰从海关罚款银中提取1.86万两银，从司库充公银中拨出1.08万两银，存在商人处生息。使得书院每年有5760两的收入，闰年则有6240两。在书院之中，这是富裕之家了，不仅保证了书院的正常运作，而且与其他书院相比，应元书院的膏火银是最高的，足以让人艳羡。所以王凯泰很自豪地说：“书院经费二万余金，发商生息，其用可足，其事可久也。凡余之为互筹画半载而后成。盖天下之事，思之也周，行之也决，则无不可成者。”他谆谆嘱咐生徒：“今以后，书院之士，学则有本有文，仕则有为有守，是余所厚望也！”（《应元书院碑记》）
从此，越秀山南麓，学海堂、菊坡精舍、应元书院，三大书院自西而东，一字排开，在广州的书院史上，写下了最令人神往的一页。
李文田
在应元书院的院长中，名气最大的，也许要数李文田了。他是顺德人，字仲约，一字若农。咸丰九年（1859）中探花，入翰林院，授编修。在广州西关多宝坊有一幢泰华楼，是李文田所建西关大屋“探花第”中的书轩，六间相连。“泰华楼”的匾额，由陈澧所题。大屋在百年风雨中，已渐渐残旧。李氏后人于1989年筹资重建，现尚存正厅、左右偏间、外廊等。“文革”后有海外来鸿，信封上依然写“多宝坊探花第收”，仿佛这个名字比门牌号码更可靠。
李文田操守耿介而端正，学问淹雅广博，精通金元故实、西北水土，兼及医方，无不涉猎而精。官至直隶学政，经筵讲官，被在京的广东名士奉为魁首。后因母亲年事渐高，他告假回乡侍奉母亲，同治十二年（1873），出任应元书院的院长。这一年，梁启超在广东新会降生。14年后，梁启超在学海堂肄业。不过那时李文田的母亲已经去世多年，他也已重新出仕，不在广州了。22年以后，李文田与梁启超在北京相遇，他对这位年轻人充满了真挚的期待，可惜，命运的安排，最终让他们交臂而过。
关于他们在历史上的交集，儒林流传着一个故事：光绪二十一年（1895），梁启超和他的老师康有为一起到北京参加会试。典试正座为吏部尚书徐桐，副座为礼部侍郎李文田。据说李文田看了梁启超的试卷后，被文中的灵气打动，很想录取，可手头的名额已满。他知道徐桐手中还有一些名额，便去求徐桐给一个名额。但徐桐讨厌梁启超的卷稿“牵引古义，越出绳尺”，因而拒绝了李文田，并对他偏袒粤省同乡，流露出不满。李文田无奈，只得在梁启超的卷子上批了一句：“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惜哉惜哉！”尽管李文田未能成为梁启超的伯乐，但梁启超对他依然感铭肺腑，终生怀谢。
李文田在应元书院时，还教出了一位高徒，就是一生献给教育事业的吴道镕。吴道镕，字玉臣，广东番禺人。少时家贫，连灯油也买不起，为了读书，他常到街市刮猪肉案台上的残存油脂，点灯夜读。有时放学迟归，家里饭甑已空，他也没有一句怨言，一个人静静地以玩饭斗自娱，然后继续返学。在应元书院肄业时，得李文田耳提面命，悉心教导，学业精进。光绪元年（1875），吴道镕乡试中举，光绪六年（1880）与同乡梁鼎芬中同科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
当时李文田已离开应元书院，在京为官，入值南书房，他请吴道镕为记室。吴道镕依然执弟子礼甚恭，在李文田的府邸勤习书法。他在《跋李文诚师临醴泉铭》中，道出了一些令人感动的细节，勾画出一位诲人不倦的儒者形象：“余丙戌（1886）散馆，习书于先师李文诚公邸第。出都，师以缩临醴泉铭赠，曾付石印，得者宝之……犹忆曩寓邸第时，师每下值，不脱衣冠，就案评骘余书毕，信手展纸，背临欧书，顷刻累幅，无一懈笔。此不惟绝艺入神，亦有精力过人远也。”
吴道镕后授翰林院编修，但他倦于为官，挂冠归里。和许多岭南先贤一样，当他们感觉世道黑暗，个人无力改变时，便选择归隐，洁身退出官场，守住一个读书人的最后底线，宁愿被服儒素，讲学终其身。广东各地书院纷纷聘他任讲席，他先后主讲三水的肄江书院、惠州的丰湖书院、潮州的金山书院和韩山书院。他在广府学宫设大馆，四方学子争相求学，从者数百人。晚清是一个西风东渐，新学勃兴的时代，吴道镕的讲学，以贯通新说旧学为特色，把新学融入旧学之中，很受年轻人欢迎。
后来他回到应元书院执教，又补为学海堂学长。民国以后，吴道镕以遗民自况，隐匿不出，青鞋布袜，粗茶淡饭，唯专心著述，致力于乡邦文献的搜集整理，编成《广东文征》240卷，共收712家三千多篇文章，堪称集广东名家文选之大成。
在李文田出任院长的第二年，即同治十三年（1874），也是一个会试年，应元书院又出了12位进士，其中四人入了翰林，谭莹之子谭宗浚还一举摘得榜眼。谭宗浚，字叔裕，进士及第后，督学四川，后又充任江南副考官。
谭宗浚少承庭训，有着优美的门风家范，在父亲的督导之下，博览群书，对辽史有很深入的研究。但他除学术成就外，还有一样特别的嗜好，就是酷爱珍馐美味，经常自创菜式，烧、炖、煨、靠、蒸，运用得出神入化，著名的谭家菜就是他创的，因此老饕们又把它称作“榜眼菜”。光绪六年（1880），谭宗浚回到广州这个美食天堂，补为学海堂学长，一面继续钻研他的谭家菜，一面著书立说，留下了《辽史纪事本末》十卷、《希古堂甲文》二卷、《希古堂文乙集》六卷和《荔村草堂诗钞》十卷等煌煌巨著。
光绪二年（1876），朝廷举行恩科会试，应元书院再出九位进士，四人入翰林。其中戴鸿慈更在中国近代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光绪三十一年（1905），朝廷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时任户部侍郎的戴鸿慈是五大臣之一。戴鸿慈，字光孺，号少怀，晚号毅庵，广东南海人。身历咸丰、同治、光绪、宣统四朝，历官刑部侍郎、户部侍郎、刑部尚书、军机大臣，是有清一代粤籍任职最高的官员。
这是一个有趣的现象，虽然应元书院一心一意以培养状元为目的，几乎所有课程，都是围绕着八股制艺的，但实际上从书院走出来的人，却并不都是思想封闭、冥顽保守的腐儒，当中也有像戴鸿慈这样具有世界眼光的官员。
戴鸿慈
戴鸿慈以南方人特有的敏感、细致目光去观察世界。在一些西方国家的议会，他看到议员们了为公事各逞词锋，争论不已，但一走出议院，大家还是彬彬有礼，相处融洽，并不影响私谊，这种政治文明令他悠然向往，他写道：“然文明国人，恒以正事抗论，裂眦抵掌，相持未下，及议毕出门，则执手欢然，无纤芥之嫌。盖由其于公私之界限甚明，故不此患也。”洋人之所以能如此，是因为他们“公私之界限甚明”。公私分明，这是政治文明的基石。而这种“分明”，不是靠道德来区分，而是要靠制度来区分。
戴鸿慈跑了九个国家，大开眼界，对西方的民权、自由、平等，有了直观的认识。他认为中国国弱民穷的根源在于专制政治，要避免大厦倾覆，只有走立宪的道路。戴鸿慈在他的访问笔记中写道：
我观欧美之民，无男妇老少，其于一切社会之交际，相待以信，相接以礼，守法律，顾公德，跬步皆制限焉。自其表观之，至不自由也。此自由之真相也。又如平等，西国之所谓平等者有之矣，上自王公，下逮庶民，苟非奴隶，皆有自主权，其享受国民之权利维均。一介之士，虽执业微贱，苟其学成专门，皆足以抗颜宰相之前而无所屈；盖其执艺平等，而非以爵位之贵贱论也。此平等之真相也。（《出使九国日记》）
中国的官制必须改革！教育制度必须改革！科举取士制度必须改革！但根本在于专制体制必须改革！归国之后，戴鸿慈向风雨飘摇的朝廷发出了最后的警告：“专制政体不改，立宪政体不成，则富强之效将永无所望。”（《请定国是以安大计折》）字字掷地作金石声，有如破山之雷，振聋发聩。在戴鸿慈发出这警告五年后，辛亥革命爆发，大清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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