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见自己和别人去盗墓(梦见自己和别人搞暧昧)
陕西西安白鹿原上的江村大墓，近日被确认为西汉文帝帝陵——霸陵，纠正了《类编长安志》等传统史籍关于霸陵位于凤凰嘴下的千年误会。霸陵地理位置的正式确认，填补了西汉帝陵研究的重要一环，使西汉十一帝陵的名位全部确定，但围绕着霸陵和文帝的历史之谜并未完全揭开。
比如，富有四海的文帝，为何一改从上古商周到近世秦汉的两千年厚葬旧俗，力行薄葬新风？
文帝为何违背祖制，不跟随父皇高祖刘邦、皇兄惠帝刘盈入葬咸阳原皇家墓葬区，而是另选远离咸阳原的白鹿原营建帝陵？
霸陵帝陵居中、外葬坑环绕的结构布局，与高祖长陵、惠帝安陵明显不同，这一耐人寻味的陵制差异，究竟透露出什么微妙？
节俭薄葬之谜
早在上古时代，人们就有了灵魂不死的观念。《礼记·祭义》有“事死如事生”之说，认为财产的占有不因生死而发生本质变化，财富既是生前炫耀的光荣，也是死后生活的保障。殷商时期，这一观念更加强化，先人魂魄受到后人无限崇拜，社会心理开始崇尚厚葬。考古发掘的殷商贵族王室墓，王陵规模浩大，墓穴精致豪华，随葬物品丰富。
周代商后，继承了厚葬之风，不同阶层人士的墓穴和随葬品规格都有不同的规定。死者生前地位越高，随葬品越多。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超越礼制束缚的僭礼、越等厚葬更加普遍。作为中国第一个大一统王朝的缔造者，秦始皇帝陵的奢华厚葬更是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
西汉初年，历经秦末战乱和楚汉之争，人口减少，经济凋敝。据《史记·平准书》，当时“自天子不能具钧驷”，天子都没有用四匹同样毛色的马匹拉的车驾；“将相或乘牛车”，文武百官只能坐牛车；“齐民无藏盖”，平民百姓家里没有储蓄余钱；物价腾贵，“米至石万钱，马一匹则百金”，一万钱才能买一石米，一百金（10家中产家庭总资产）只能买一匹马。
虽然自高祖刘邦起，汉朝就实行休养生息政策，但社会生产力历经惠帝到文帝时期仍然没有完全恢复。在当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客观制约下，文帝没有实行厚葬的经济基础。
但更重要的，是文帝本人主观上的节俭治国思维。据《史记·孝文本纪》，文帝在位23年间，没有新修宫室苑囿楼堂馆所，没有增添车马衣物，平时只穿粗厚丝绸制作的衣服，最宠幸的慎夫人所穿长裙也不会拖到地面，帷帐上没有刺绣，“以示敦朴，为天下先”，为天下人做节俭表率。
文帝“尝欲作露台”，让工程技术部门估价后发现需要耗费百金。文帝认为，“百金中民十家之产，吾奉先帝宫室，常恐羞之，何以台为”，百金相当于10户中产家庭的全部财产，他继承先帝皇位都诚惶诚恐，若修建如此铺张奢侈的露台更是罪上加罪，遂停废此事。
文帝在现世生活中的节俭态度，自然会投射到他对身后陵寝的修建上，故能不去追随从商周到秦汉近两千年的厚葬余风，身体力行地改行薄葬。而文帝实行薄葬，可能还有防止身后被盗墓摸金的顾虑。
由于人们把厚葬当成炫耀地位财富的方式，导致大量珍宝重器聚集地下，盗墓现象由此产生，严刑重法都无法遏制。吴王阖闾墓违礼厚葬，结果不到10年就被人盗掘。著名的秦公1号大墓即秦景公墓，墓室奢侈，葬品丰厚，荣登遭盗掘次数和盗洞数量榜榜首。考古工作者发掘此墓时，刚揭开墓上的耕土层，就发现盗洞247个；发掘到第3层台阶平面时，也有60多个盗洞；发掘到椁室时，还有10多个盗洞。考古学家据此推测，秦公1号大墓从汉代一直被盗掘到唐宋，成为摸金校尉们的“网红打卡地”。
西汉时期，社会精神豪放旷达，江湖气颇重，“掘冢”挖墓成为常见的发家致富营生，逼得汉文帝必须在帝陵的修建中充分考虑防盗问题。
中国古代帝陵修建，通常从皇帝即位时就已经开始。大致在前元三年（前177），文帝曾到霸陵视察工程进展情况。看到帝陵风水极佳，施工有条不紊，文帝兴奋地言道，“嗟乎！以北山石为椁，用紵絮斮陈漆其间”，如果用北山的石头做成棺椁，把麻絮切碎填充在石头缝隙中，再用漆将石头、麻絮黏合为一体，那任谁即使有金刚钻也无法撬开霸陵。
左右大臣一片拍马溜须颂扬之声，只有中郎将张释之从容进言，“使其中有可欲者，虽锢南山犹有隙”，如果里面有人们想要的东西，比如大量贵重陪葬品，即便是将华山秦岭等南部山脉全部封禁，也会留有可乘之机，被人打开发掘；“使其中无可欲者，虽无石椁，又何戚焉”，如果里面没有激发人们贪欲的丰厚陪葬品，就算不用石头棺椁也会安然无恙。文帝听后，幡然醒悟，“称善”。
因此，文帝在霸陵的修建中“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只陪葬陶制品，不使用金银铜锡等贵金属装饰；甚至“不治坟”，不起高坟，其意不仅是“欲为省，毋烦民”，节省民力，更是避免高大坟冢惹人注目，引来摸金之徒。
后元七年（前157）六月初一，文帝在未央宫驾崩，遗诏中言“朕闻盖天下万物之萌生，靡不有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者，奚可甚哀”，认为生老病死是天地万物的自然归宿，无需哀痛，对死亡颇为看淡；并批评当时的厚葬之风，“当今之时，世咸嘉生而恶死，厚葬以破业，重服以伤生，吾甚不取”，表示要带头破除厚葬之风，要求自己的祭祀大典不得超过三天，全国百姓三天之后必须脱下孝服，不得禁止百姓婚丧嫁娶；且“霸陵山川因其故，毋有所改”，保持霸陵山川原样，不得有任何改动。
文帝遗诏并不是表面文章、政治作秀，考古工作者在霸陵发现的金银装饰陪葬品非常少，大多是烧制的陶俑，只有少量小件铁器、铜器。即使是陶俑，也只有原样三分之一大小，并非实用器物。霸陵考古的实际出土，基本上印证了史籍中关于文帝薄葬的记载。
但在距离霸陵2000米左右的文帝母亲薄太后南陵，考古工作者却发现了上百件明显带有异域草原风格的金银饰品，且陶俑都是按照原样制作，具有实用性，质量等级高于文帝帝陵陪葬。这一发现，不仅印证了史籍中薄太后文帝母慈子孝关系的实情，更隐藏着文帝霸陵选址远离父皇高祖刘邦长陵、皇兄惠帝刘盈安陵的秘密。
远离父兄之谜
刘邦提三尺剑平定天下建立汉朝后，在长安西北的咸阳原设立皇家墓葬区，驾崩后安葬于咸阳原长陵，其子惠帝亦在咸阳原营建安陵，陪伴父皇。经过两代君主的示范带动，大汉天子入葬咸阳原已经成为政治正确。
汉惠帝早逝无亲生子，以吕后、吕产、吕禄为代表的吕氏外戚企图拥立非惠帝之子为帝，以继续控制朝政。汉家社稷危在旦夕。周勃、陈平等元老在吕后去世后，果断发动政变，诛杀诸吕，立惠帝之弟、且是刘邦在世诸子中最为年长的四子代王刘恒为帝，是为文帝。
文帝以藩王身份继承大统，走向人生巅峰，但在帝陵政治上面临一个在既有空间内无法化解的难题。西汉帝陵规制遵循西周“昭穆制度”，即始祖之后，父为昭，子为穆。在墓葬排列和宗庙排位中，父亲即始祖儿子为昭，在左；儿子即始祖孙子为穆，在右；始祖孙子之子又为昭，在左；始祖孙子之孙又为穆，在右，以此类推。在昭穆序列中，父子始终异列，祖孙始终同列。
具体到咸阳原西汉帝陵格局，高祖刘邦长陵居昭位，在左。惠帝作为高祖之子，其安陵居穆位，在长陵右边即西方。按照昭穆制度，下任皇帝帝陵则应在长陵左边即东方。但文帝并非惠帝之子，而是惠帝同父异母兄弟，同属高祖之子，同居穆位，不能居长陵之左即东方，而右边西方又被哥哥惠帝捷足先登。文帝在帝陵的营建上处于左右不得逢源、东西无法过问的尴尬境地。
如果继续在咸阳原营建帝陵，不仅文帝本人的位置无法摆布，母亲薄太后即薄姬的名分亦颇为尴尬。
薄姬原为秦末群雄之一的魏国公子魏豹妻妾，魏豹本与刘邦共同对阵项羽。后有相面大师为薄姬看相，认为薄姬贵不可言，当生天子。魏豹自认天命在身，遂脱离刘邦中立，试图以一己之力逐鹿天下。刘邦大怒，派大将曹参灭掉魏豹，将薄姬纳入后宫，但“岁余不得幸”。
薄姬后来在“少时”闺蜜好友——此时深受刘邦宠爱的管夫人、赵子儿两位美人的帮助下，才得以侍寝。据《汉书》，薄姬在侍寝前告诉刘邦，“昨暮梦龙据妾胸”，昨夜梦见有金龙钻入怀中。当夜薄姬便“有身”，十月怀胎后生下文帝。但薄姬生子后并没有改变境遇，而是继续不得宠幸，长期没有晋封。
正是因备受冷落，薄姬才被嫉妒心极强的吕后放过，在刘邦死后随同此时已经受封代王的儿子到代国居住成为代国太后，而不是如刘邦其他宠姬一样幽闭宫中。
文帝即位后，薄太后母以子贵，从代国太后升级为大汉太后，但在她面前仍然有一个无法迈过去的正牌太后吕后。如果文帝在咸阳原营建帝陵，母亲陵墓也要一起安放此处陪葬刘邦长陵，在礼制等级规格上不免要低吕后一等。这是名列“二十四孝”、为母亲亲尝汤药的文帝断不能容忍的。所以，他只能另辟蹊径，选择在长安东南的白鹿原营建帝陵，以便按照大汉太后的规格来设置母亲陵墓。
而文帝之所以选择白鹿原而非其他地方修建陵寝，亦与汉初内忧外患的政治形势密切相关。这一形势不仅关乎霸陵地理位置的选择，更关乎霸陵内部的陵墓布局。
陵墓布局之谜
西汉初年，中央朝廷同时面临西北匈奴和东南诸侯国的双重压力。当年刘邦之所以选择西北咸阳原为皇家墓葬区，其意即是通过在皇陵周边大规模设置陵邑、充实人口，修建长安西北防备匈奴南下的门户屏障。文帝选择白鹿原，亦是看重其西北低、东南高的高敞地形优势，能够对东南各诸侯国形成地理压制态势。
外攘匈奴、内安诸侯的前提，是中央朝廷内部凝聚力的增强和皇帝权威的加强。高祖刘邦虽是开国之君，但其天下是与功臣共同打下。刘邦虽然通过叔孙通制定朝仪方知天子之贵，但从其晚年无法更换太子一事，可以发现其皇权仍然被功臣集团深度制约。惠帝刘盈仁懦，不仅被母后控制，还被功臣压制，遑论振兴皇权。
文帝入继大统后，运用一系列“区别对待”“打拉结合”的政治手腕，分化瓦解以陈平、周勃一文一武为首的功臣集团，对朝廷高层进行大洗牌，有效管控推举其上台的功臣。同时起用贾谊等后起之秀，采用贾谊“列侯就国”之策，将周勃等拥有侯爵的军头渐次赶出长安到封地居住，逐步摆脱功臣集团在长安对皇权的牵制。
随后，文帝在贾谊等人的谋划下，有意通过礼仪制度建设，抬高皇帝威严。考古工作者在霸陵陵区发现，100多个象征官署机构的外藏坑都围绕着帝陵，呈现出一种向心式的政治布局。这一布局形式，在高祖长陵和惠帝安陵中都没有出现，反映出西汉历史进程中皇权增强的事实。
正是在内部凝聚力增强和政令统一的基础上，文帝才能将主要精力用于处理诸侯国问题以加强中央集权。文帝部分采纳贾谊《治安策》中“众建诸侯而少其力”方针，初步解决了齐国和淮南国两个最大的政治隐患，使得儿子景帝能够用短短三个月就轻松平定吴楚等国反叛中央的“七国之乱”，最终为“文景之治”的出现和两汉四百年太平之局奠定根基。（吴鹏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博士）
来源：中国青年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