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是哪一年
嘉庆戊辰年是公元哪一年
清代以来的印学著作中，对文字的考辨逐渐增多，让多数还是纠缠于《说文解字》于缪篆的正谬解释、古文字演变源流、官私印名称的考订等等，特别是限于 的经史知识、古文字研究水平不高，又往往留于铺陈，而东摘西抄，少见新意。一直到清代乾隆中期，这种现象才得以改观。而这种改观就是程瑶田 古鉨印文中“鉨”与“私鉨”的考证，因为他的考证，印史研究领域有了全新的突破。
程瑶田（公元1725~1814），字易田，一字易畴，又号让堂，晚号辨谷老民，安徽歙县人，乾隆举人，曾任江苏嘉定县教谕。为清代著名经学家，亦善篆刻。一生著述甚丰，如《通艺录》、《琴音备考》、《禹贡三江考》等。其敏锐的触角亦伸进了古代考证领域。在《看篆楼铜印谱序》中，他记述了自己从印谱中得到的新发现。文中写到：
芝山乃复指一事曰“王氏之尒（此字为一个尒右边一个土，无法打出此字，尒，通尔）”以谓余曰：若知“尒”为“玺”之字乎？余曰：然哉！然哉！昔余每见铜章，有曰“某鉨”者，尝疑之，因检《汗简》有之，曰“籋”字也。箝籋之字，无当于。今自芝山言之，是亦“玺”字耳。《说文》玺从土，曰王者印也，所以主土。然则本从土，以玉为之则从玉，以金为之或又从金也。然据《说文》：“玺”，专属之王者，而蔡邕《独断》，则以“玺”为古者尊卑共之。秦汉以来，惟称“玺”，皇帝六玺以紫泥封之。刘熙之释“印”字，曰信也。所以封物以为验也。亦言因也，封物相因付也。余据二书，以为“玺”，从土者从封省也。既尊卑共之，则王者守土之说非也。今曰“王氏之尒”，则卑者称“玺”之验也。于是复相与披谱，见曰“土尒”，又见有“尒”者，芝山曰：是何也？余曰：此皆“私鉨”两字也。私鉨者，卑者之玺，所谓尊卑共之者也。“玺”但用“尒”者，古文省也。
每当引用古代印论 之时，总有这个问题，不知道是直接翻译成白话写出，还是引用 ，因为 大多为古文，不易懂，列出 ，诸字解释，容易让大家感觉繁琐。
上述的《看篆楼铜印谱序》中文字，时在乾隆丁未中秋，即公元1787年，所以上文可以视为较早的古印考证研究印史的重要文献。程瑶田的考证，就是上面的这段文字，重要的有两点：确认了玺为秦以前，并以为是尊卑共之，另外一点，又从“私”字考证，确认“私鉨”乃当时的“卑者”之玺。至于上文很多打不出来的字，其原因，一是秦以前各国文字的写法的差异，有些与秦字不同体系的文字，后来在秦一统，书同文后都消亡了，所以如今见亦多有不认识，打字法打不出来，也可以理解。程瑶田的考证对于鉴定先秦有了具体的参照根据，使当时人们对古印的类别，有了崭新的认识。其考证研究古印的，为研究印史的学者，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
《看篆楼古铜印谱》，是清代重要的集古印谱之一，为潘有为所辑，收入古玺印1300余方，成书于清嘉庆戊辰年（公元1808年），程瑶田序言的撰写时间大约于公元1787年。潘有为，字毅堂，一字卓臣，广东番禺人。善诗、画，喜收古铜印。潘有为去世后，其所归潘正炜，后流传有绪，成为清代由陈介祺汇辑的更具规模的集古印谱《十钟山房印举》的一部分。
程瑶田 “鉨”的考证，在问世不久即被桂馥收入重订的《续三十五举》之中，作为最新的资料补充进《续三十五举》，桂馥自己加了按语：“此论秦以前印皆古文，与秦汉以后缪篆者不同。”在程瑶田考证的基础之上，准确地道明了古鉨用古文的历史真相。近代古文字学家罗福颐先生在《古玺汇编序》中云：
清道光八年（公元1828年），张廷济《清仪阁古印便存》始称战国玺为古文印。至吴式芬《双虞壶印存》，签上始有“古玺官印”、“古朱文印”字样，列在秦汉印之前。
这些观点，都是有程瑶田在《看篆楼古铜印谱》序言中多言衍生而出。
看过我们之前 的朋友可能有印象，其实早在明代，朱简曾在《》中提出了“先秦印”的概念：
所见出土铜印，璞极小而文极圆劲，有识、有不识者，先秦以上印也。
朱简古鉨风格印作：
在明代，就能将这种战国小玺断为“先秦印”，是非常了不起的卓识之见。但由于其时的考古发现所限制，朱简毕竟对古玺的具体识别未能明晰。所以朱简本人实践创作了古玺格局，却没有在印坛产生太大的影响。个中原因即是因为文字不识，而文字不识，则必然影响了古鉨美的全面认知，所以对于当时以古鉨为格局的创作始终受到滞碍，而没有广为发展。甚至后来，黄子环、程邃等篆刻家专以古鉨形式创作朱文印，享誉清初印坛之时，人们亦不知他们是得力于古鉨形式，而只知道其以钟鼎款识入印而有所突破，其时，钟鼎款识入印，只是古鉨研究的一个侧面而已。
程邃古鉨风格印作：
程瑶田的考证不仅是印史的重要研究成果，也为后人认识古鉨之美扫除了障碍，并为古鉨进入创作领域奠定了基础。
程瑶田在《看篆楼印谱序》中亦对潘有为表达了感谢，言道：“向非毅堂好古蓄铜章如是之多，余亦安能窥六书之精义，而发古人之蕴若是哉。”其时好古和收更应该是文化传承之事。没有潘有为的好古和对古印的收，程瑶田亦无法从中“窥六书之精义，而发古人之蕴”。古代的集蓄为古文字研究者提供了资料，而研究者的研究考证成果，又反过来促进了印人对古代之美的认识。因此，印论中的这种考证，虽然没有直接关系艺术，而实际对艺术之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推动。
清末民初，杨守敬于光绪三年（公元1877年）有《元押》印谱问世，在序中他对元押进行了考证。1915年罗振玉在《赫连泉馆古印存序》、《隋唐以来官印集存序》，以及于1927年在《西夏官印集存序》中对古鉨印中吉语印、成语印、隋唐印、西夏印进行了考证。1913年王国维先生在《齐鲁封泥集存》序跋中对封泥印进行了考证，以及近现代对古印陶的考证等等，除了对古印史的研究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外，都极大的拓宽了当时篆刻家的创作领域，开拓了审美形象的丰富。
（文中有些篆刻家我们直接写名，其时，古时这样是不对的，后人对古人一般写字号，或者别号，但是为了大家好了解，我们一般直接写姓名。 加“先生”二字，一般我们对近现代的后会加“先生”二字，以表示尊重。）
杨守敬（公元1839~1915）字惺吾，晚号邻苏老人，湖北宜都人。同治元年举人，精地理学、目录学、金石文字学，善书法，曾在驻日供职，将清代碑学书法思想传入日本，对日本近代书坛产生重大影响。
罗振玉（公元1866~1940）字叔言、一字叔蕴，别署雪翁、雪堂、松翁、贞松老人、仇亭老民等，浙江上虞人。长于考古、精于书画金石考证，对古鉨印考证有重大的贡献，是我国甲骨学研究的奠基人之一。
王国维（公元1877~1927）字伯隅，又字静安，号观堂，浙江海宁人。早年治词曲，晚乃专力经史，精于古文字考证，多有创见，在学术界影响甚大。
明清篆刻家古鉨风格的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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