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哪里定都风水好(大唐盛世背后的风水秘密)

小到个人家庭建房修屋、安葬祖先，中到官府建府立衙、筑城造市，大到一个王朝开国奠基、选择国都，从古以来的中国人对于选址定向问题始终都有一整套充满了神秘色彩的理论、技术和程序，这就是风水学。

风水学是中国所独有的一种文化现象。如果抛开了其中的神秘色彩看待风水学，就会发现风水学其实是从上古时期开始，人们对人居环境选择和建设方面的知识和经验，累世积攒起来的宝贵财富。真正意义上的风水学，并不是拿个罗盘，念叨几句口诀就完事，而是包含着天文学、地理学、地质学、水文学、植物学、物候学、生理学等自然科学和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科学的综合学科，堪称跨领域最多、最为边缘的学问。将风水学简单粗暴地归类为迷信，是对古人、对文化的不负责任。

作为一种环境综合评估学，风水的确会影响一个人的健康，一个家庭的兴衰，乃至一个王朝的气运。自公元618年李渊代替了隋恭帝做了皇帝，唐王朝随后在中国大地上走过了289年的历史。200多年里，贞观之治、开元盛世等几个鼎盛，共同支撑起了一个令当时的世界倾心、令今天的人们神往的大唐盛世。

大唐盛世的出现，自然是各种因素聚合的产物。但在诸多因素里，将国都选定在长安显然是一个不应该被忽视的因素。甚至这也是一个绝不能被忽视的因素。因此从建国到灭亡，从极盛到衰败，大唐国运走向的背后，定都长安的“风水”因素几乎扮演了一个无形但强悍的“推手”角色。

今天的人们提起长安，总会直接将长安和今天的陕西省西安市直接联系起来。但这种直接联系是不对的，至少不是完全对的。历史上的长安城有两座，西汉时期建都的“第一长安”在今天的西安市西北方向，而隋唐时期的长安城才和今天的西安市位置大体重合。而且，隋文帝建设西安城的时候，并不将这里叫做长安，而是叫做大兴城。

隋文帝杨坚之所以在建立隋朝的时候，把选定国都的“青眼”首先垂给大兴城，其最根本的原因并不是风水学的考虑，而是政治因素。杨坚的政治根基是以陕甘区域为中心的“关陇集团”。所谓“树高万丈不离根”，隋文帝自然不敢轻易离开大兴城，就像大力神安泰不敢离开大地母亲一样。

而隋朝的覆亡就直接和隋炀帝的“断根”之举密切相关。隋炀帝杨广继位之后，就开始着手实施迁都洛阳的计划。考虑到洛阳的粮食供给能力，隋炀帝计划用开通大运河的方式，让帝国版图内南北通透、运力无阻。但他忽视了政治根基的问题，离开了大兴城，就等于远离了关陇集团，失去了滋养和庇护。研究隋唐史的人们总喜欢将隋朝的短寿归结为横征暴敛、穷兵黩武、天灾人祸、劳民不息，但迁都的“风水”因素却常常被忽略。

唐高祖李渊显然是洞悉了这个“天机”的，所以他在为唐朝选定国都的时候，就没有打算离开长安这座“风水宝地”。而且，从地理位置和物产水平上说，长安也的确有着明显的“风水”优势。当时给中国的王朝造成极大威胁，并且频繁骚扰、侵略的是来自北方的突厥，长安地处黄土高原腹地，从突厥驻地到长安有一个宽阔的缓冲余地和战略纵深，突厥的骑兵兵锋直指长安的战争成本每延伸一步，都会大幅度提高；而唐王朝的防御作战，也会有更多的空间和时间。

关中平原，沃野千里；三秦大地，物产丰饶。以长安为中心的关中地带是中国北方小麦等粮食作物的主产区。民以食为天，不仅仅平民百姓首先考虑的是吃饭问题。一个王朝定都，也必然要考虑到城市规模扩大、人口激增后带来的吃饭、居住等现实问题。所以，地域平坦广阔，粮食储备丰厚的长安就是一个最佳选择。

在武德、贞观年间，这种物质资源保障上的优势是明显的。但随着大唐盛世的不断繁盛，长安城成为当时全世界最大、最繁华的国际化大都市，城市面积、人口数量也达到了空前的规模。到了这个时候，单凭就近、就地解决吃饭问题已经变得日益困难，唐王朝不得不从外地运输大量的粮食来保障供给问题。

如果在今天，汽车、火车等高速度、大载重的运输工具，四通八达的道路交通条件下，解决粮食外运不是多大难题，至多仅仅是提高了成本而已。但在唐代，从千里之外运输粮食就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了。以“南粮北运”为例，要把浙江、江苏等地的粮食运输到长安，中间要通过2000多里的水陆道路。特别是到了洛阳和和三门峡之间的这段道路，地形坎坷，路道崎岖，船走不了，大一点的车辆也无法通行，只能依靠牛车一点一点转运。

这段“咽喉”的存在，让吃饭问题很快成为大唐王朝高层头号议题。到了唐高宗时代，每逢关中地区粮食歉收，皇帝带领文武百官前往洛阳“逃荒”、“讨饭”就成了一种惯例。同是粮食主产区，但相比长安，洛阳的交通更发达，四通八达，即便本地粮食不够用，“远水解近渴”也比长安容易。

这个时候，洛阳的地位也随着帝国高层的数次“逃荒”而逐渐提升。唐高宗李治确立洛阳为东都，开始大规模营造宫殿，完善城市基础设施。洛阳与长安一起，被并称为“东西二宅”。这个时候的洛阳，其实就是大唐王朝的副首都。武则天则更加垂青洛阳，直接定洛阳为国都，并改名“神都”。长安“失宠”，洛阳也在武则天时期迎来了历史上最大的、也是最后一次的辉煌。

武则天政权结束后，唐中宗出于稳固政权的考虑，力排众议，将国都迁回长安。但粮食问题不解决，长安的国都地位依然是不稳固的。历史学家全汉升曾经估算，唐玄宗李隆基执政的前25年，就有约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洛阳“混饭”的。

唐玄宗在位期间最成功的决策、最大的政绩，也是对长安做出的最大的贡献就是整顿和加强漕运。到了天宝年间，经过漕运运输到长安的粮食总量达到了约400万担。这些粮食，不仅让李唐的皇室、朝廷再无吃饭之忧，臣民再也不用“吃了上顿愁下顿”，也供养起了一支强大的军队。这支唐朝军队平定边疆，抗击吐蕃，开拓西域，让大唐雄风鼓荡在了中国西北部。

长安奠定了大唐盛世的“风水”基础，大唐王朝也激发了长安“藏风聚气，龙盘虎踞”的“风水”威力。长安造就了大唐，大唐造就了长安，相得益彰，互相滋养。

“安史之乱”是大唐盛世极盛而衰的历史转折点。如果说唐王朝与国都长安的“风水”因素在早期尚不是那么明显，那么“安史之乱”的爆发则明显显现出了“风水败坏”、“地脉作祟”的特征。而且，或许长安的“风水”变化与唐王朝命运分野的出现，才是最接近风水学本质的。

今天的科学家们已经通过对古代气候、地质、物候资料的研究发现，唐朝时期的气温要比现在高几个摄氏度，而且当时的气候也比现在湿润得多。但到了唐朝末期，中国的气候开始变冷。反映在气候对人类活动的影响上，就是游牧区和农耕区的分界线逐渐南移。

再将这种气候变化具体到唐朝，就是作为北方城市的长安因为温度逐渐降低，作为粮食作物和饲料的植物种类、产量势必会“潜移默化”地变少。也就是不知不觉之间，长安的生存环境、发展空间日益变得不利。而北方的游牧民族则为了生存，不得不付出更加的成本和勇气，向南侵占和迁移。唐宋之后，中原地区曾先后两次被北方民族征服，并建立了元、清两朝，其中的“风水”因素是不可忽视的。

而更有趣的是，长安在唐代达到了繁华与鼎盛的巅峰，也就是借助大唐盛世成就了自己的绝代风华。但自唐代以后，长安就再没有机会成为国都。或许这也是“风水”在发力的缘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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