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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水修大桥一定死人(修桥墩为什么要埋人)

2023-05-13风水
扬子晚报网12月29日讯(记者张可)今天南京长江大桥经过历年最长封闭维修后正式重新开通,明天则是南京长江大桥全面建成通车50周年纪念日。今天,南京审计大学沁园

扬子晚报网12月29日讯(记者 张可)今天南京长江大桥经过历年最长封闭维修后正式重新开通,明天则是南京长江大桥全面建成通车50周年纪念日。今天,南京审计大学沁园书院的大学生志愿者们来到现场举行仪式,纪念为建桥而殒身于工地的大桥第一任总工程师梅旸春。志愿者们还寻访位于金川河入江口附近的当时南京长江大桥的建设指挥部,追忆大桥建设者的付出与艰辛。

7人代表“南京长江大桥建桥新技术”获评首届国家科技进步奖,他是其中一员

南京文史学者胡卓然介绍,1986年5月15日,新中国从成立后首次公布国家科技进步奖项目。最后被授予国家级科技进步奖的1761项重大科技成果里,公开宣布的特等奖仅有13项,都是自建国以来完成的特别重大和有特殊贡献的枓技成果。为了表示对特等奖项目重要意义的彰显,特等奖项目没有像其他等级奖项一样标示出“化(工)”“冶(金)”“交(通)”“水(利)”“农(业)”等等不同门类,而是统一编号为“85特-某某号”。其中编为第二号的特等奖项目“85特-002”号,就是“南京长江大桥建桥新技术”。 而这个跻身首个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的重大项目,获奖时一共列出了七位“主要完成人员”。七位特等奖得主里,有一位已经于整整十四年前的1962年5月12日因建设南京长江大桥积劳成疾,病逝于南京长江大桥建设一线。这位虽然没有见到大桥落成,却仍被列入南京长江大桥建桥新技术项目“主要完成人员”而颁发奖状的建桥功臣,就是南京长江大桥的第一任总工程师梅旸春。

清华学子来自江西摸鱼充饥的少年,被美国人误认为是“日本人”深以为耻

梅旸春1900年12月1日生于江西省南昌市一个贫寒家庭。据梅旸春的后人回忆,他年少时甚至常要靠下河摸鱼改善家人饭食,幸而受到族长梅丹珊的资助而得以读书。梅旸春十分珍惜学习机会,经过多年苦读后他考入清华留美预备学校(1928年改称清华大学),和梅丹珊的长子梅汝璈(抗战胜利后著名的东京审判里担任中国法官)一起成为清华的学生。梅旸春论辈分是梅汝璈的叔叔,但是年龄仅比梅汝璈大4岁。叔侄二人当时先后考入清华后,又一起发奋学习。梅汝璈的子女对此也曾有回忆:

“那时,每当晨曦初露.在清华园内的荷花池畔,‘水木清华’匾额下,便会出现两个少年的身影。他们口中念念有词,时而一问一答,时而各自吟诵,由生涩而流利。由简单而复杂。这便是先父和我们的叔祖只比先父大4岁、同期从江西老家考入清华学校的梅旸春在一起补习英语。叔侄二人起早贪黑,英语水平迅速提高。扫除了语言障碍,其他课程的学习得到了促进。八年之中.梅氏叔侄以优异的学业成绩,令老师和同学刮目相看”。

梅旸春在清华大学先学习土木工程,随后又学习机械专业。他不仅学业出色,还积极参加课余活动。梅旸春担任过清华最早的学生刊物之一《癸亥级刊》(该年级学生1923年毕业,农历为癸亥年)的职员。并且曾经于《癸亥级刊》上发表了课余调研论文《江西夏布之制法》,对自己家乡用麻制作“夏布”的工艺进行了深入分析。在运动蔚然成风的清华校园里,梅旸春也很擅长体育,被选入清华的网球校队。而且他也很喜欢音乐。著名学者和翻译家梁实秋先生在其回忆文章《清华八年》里提到,当时清华大学“少年歌咏团”曾经包括他一共有十二名团员,而这十二名多次参加歌咏演出的团员里就有梅旸春。这样丰富的校园生活从不同方面锻炼了梅旸春的能力,也提升了他的创造力。

1923年,梅旸春和同年级同学从清华学校毕业,一起前往美国留学。这一届的毕业生出发前往美国时,清华大学没有派出老师担任“护送委员”,而是让毕业生们正副(年)级长各一名进行管理。梅旸春被推举担任了副级长。这是同届毕业生对梅旸春学业和能力进行充分肯定的结果。

到美国深造拿到硕士学位以后,梅旸春又于1925年到美国费城桥梁公司工作。当时他的工作既勤奋又有业绩,而且工作之余参加网球运动也很出色。这样一个技术和运动都很出众的工程师,以当时的美国人对华人的偏见,是想象不到其实来自于中国。于是,梅旸春被身边的美国人误以为日本人。梅旸春对此深以为耻。他于是下定了决心,以后要以自己的业绩建立起中国的伟大形象。1928年,梅旸春回到祖国,先到南昌工业学校任教。而他的建桥历程则在五年后终于拉开帷幕。

梅旸春考入清华读书期间的照片

受茅以升邀请参与钱塘江大桥建设,著名的昌淦桥、重庆首个登山缆车都是他设计

1934年,梅旸春受桥梁大师茅以升的邀请,离开家乡南昌前往浙江杭州,参与中国历史上第一座自行建造的铁路两用大桥——钱塘江大桥的设计工作。1935年2月19日,他被国民政府铁道部和浙江省政府联合委任为钱塘江桥工程处“工程司”(即工程师职务)。归国以后一直等待用武之地的梅旸春,就此成为修建钱塘江大桥“四大工程师”之一。1936年,梅旸春曾在当时中国工程学会会刊《工程》杂志上发表了论文《钱塘江桥钢梁工程》,阐述了对大桥钢梁部分设计建造的经过和经验。

1937年9月26日,铁路桥率先通车。至11月17日,被誉为中国第一座现代化大桥的钱塘江大桥全面通车。然而很可惜的是,仅仅一个月之后,12月23日,杭州沦陷于侵华日军之手。为了避免大桥落入敌手,蕴含了茅以升、梅旸春等工程师两年半心血的钱塘江大桥被中方自行炸断。

带着深深的遗憾,梅旸春从浙江撤退到大后方,全面抗战期间继续从事桥梁工作。梅旸春曾经全面审核了中国第一座有钢加劲桁的公路悬索桥——著名的昌淦桥(为了纪念国民政府交通部桥梁设计处长钱昌淦,1940年10月他于日寇航空兵袭击民航客机“重庆号”事件里遇难)。这座主跨跨度达到135米的桥梁仅用4个月的设计和历经17个月的施工就顺利通车。然而,通车42天后桥梁又被日寇航空兵炸毁。而湘桂铁路柳江大桥建造时,原计划用的钢梁因广州、武汉失陷而无从运进,项目被迫停滞。梅旸春也曾利用长短不一的旧钢板梁和从前线撤下的钢轨,设计出了一座独特的铁路桥。桥的下部结构全部用旧钢轨拼装,因为首次敢于都使用旧材料而被誉为“外国人所未敢造的桥梁”。然而,这座充满了梅旸春创造精神的桥梁,也在1944年11月因日寇进攻广西而像钱塘江大桥一样被迫自行炸断。

抗战期间的心血屡次因日寇侵略而被摧毁,梅旸春心底涌动起以后要继续为祖国建设大桥的心愿。但是在战争条件下建造大桥是很难筹划的事。到1944年,梅旸春一度“改行”,设计建造了重庆市第一座登山缆车——望龙门缆车,成为重庆缆车建造事业的拓荒人之一。

抗战胜利后,茅以升组建中国桥梁公司,梅旸春被任命为武汉分公司总工程师。在抗战终于结束的背景下,梅旸春来到长江穿城而过的武汉,更迫切希望在亘古未有桥梁的长江江面上建设大桥。这其实也是中国有识之士多年的共同心愿。但是,一心打内战的国民党政府根本不重视民生建设,不仅大部分建桥费用要求地方“自筹”,还公然拖欠原先承诺的少许费用。

看建桥开工遥遥无期的梅旸春,唯有一直为此奔走和呼吁。1946年,他为了建设长江大桥曾特地赶到南京,与外国使馆商谈建桥借款。1947年的报刊上也曾有《中国桥梁公司总工程师梅旸春负责主持武汉大桥建筑工程》的新闻。但是,在国民党的腐朽统治下,建造长江大桥的构想一次又一次被搁置。梅旸春为此曾痛心地在1948年发表的文章《武汉大桥》里写下:“三十余年以还国人倡建大桥之声,不绝于缕,徒以国家多事,经费无着,久未实现……”“抗战胜利以后,各方旧事重提……国库支绌,民生凋敝,建桥工作迄仍无法积极进行,良可慨也”。

梅旸春成为工程师以后的照片

担任了南京长江大桥首任总工程师,鞠躬尽瘁在大桥工地上发病去世

对旧中国彻底失望的梅旸春,等到了新中国的曙光。1949年武汉解放以后,梅旸春随解放军南下,参加抢修粤汉铁路上因战事被损毁的桥梁。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万象更新,梅旸春建设长江大桥的理想终于可以有条件实现。他先担任了国家铁道部设计局副局长,1953年为了建设武汉长江大桥而成立了武汉大桥工程局,他又担任了副总工程师。在苏联专家组的协助下,梅旸春和国内技术人员权力投入武汉长江大桥设计施工,积累了长江上建设大桥的经验。大桥建设期间,梅旸春身先士卒奔走在建设工地上,曾经失足落入长江,靠着熟悉水性才游上了江面作业船。但是,他仍继续不畏艰险,亲自出入施工工地。

武汉长江大桥于1957年建成以后,时任铁道部基建总局副总工程师的梅旸春开始参与研究南京等地建设长江大桥的技术问题。

1958年,武汉大桥工程局改名为大桥工程局,开始着手第一座完全依靠中国人自己设计施工的长江大桥——南京长江大桥的建设工作。梅旸春担任了南京长江大桥首任总工程师。从此,他把二十余年设计建造桥梁的经验全部倾注到南京长江大桥的建设事业里。在他领导下大桥建设被启动的贡献也载入了史册。2009年出版的《中国桥梁史纲》一书对此记录为:“南京长江大桥就在梅旸春总工程师的领导下开始了自主建设的征途。”在国内多个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大力支持下,梅旸春主持完成了南京长江大桥的设计方案。南京长江大桥于1960年1月18日正式开工建设。

南京长江大桥工程指挥部当时设立在金川河入江口附近,从这里可以看到建设中的大桥。抗战时期梅旸春设计柳江大桥时,是在一节车厢里进行工作。为了躲避日军白天的空袭,车厢还要被拉到远郊区。新旧时代的对比,让梅旸春心底充满了斗志,更加不知疲倦奔走在南京长江大桥建设一线,直接参与和指导了大桥深水基础的方案研究、科学试验及实施工艺,为大桥的初期建设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梅旸春当时已经六十多岁了。长期艰苦的工作影响了他的健康。1960年夏天,梅旸春在建设一线突发脑溢血,被抢救了过来以后又几次发病。但他病重期间梅旸春仍心系大桥建设。据儿女们回忆,前往南京看望他时,梅旸春让孩子们都要参观南京长江大桥工地,而且说:“看了,你们就知道祖国有多么伟大!”梅旸春还主动和长子梅汝吾(后任核工业部地质研究院教授)沟通:“七号桥墩的地质情况十分复杂,你留苏是学习地球物理的,能有什么好建议吗?”

1962年春,组织上决定送梅旸春回北京休养。出发以前梅旸春提出想再看一眼长江大桥工地。据家人回忆,5月11日到工地以后他情绪激动地对妻子黄宗珍表示了健康问题“不让我建完大桥”的深深遗憾。次日凌晨二时许,白天曾经过于激动的梅旸春突发大面积脑溢血,他和常年聚少离多的妻子握住了手,随后于南京大桥工地一侧附近不幸逝世。

梅旸春逝世后接任大桥总工程师的刘曾达、曾经和梅旸春长期共事过桥梁专家唐寰澄二人,曾在合写的文章评价他:“死于尚未完工的、正在战斗的南京长江大桥工地一侧。他鞠躬尽瘁,把自己的光和热发挥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值得我们永远怀念和敬仰。”和梅旸春并肩建设南京长江大桥的战友、大桥建设时曾任大桥工程局局长的宋次中,多年以后说起梅旸春的奋斗精神,也仍十分动情地回忆:“他忘我地工作,为了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全身心扑在桥梁事业上,做到了鞠躬尽瘁,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还在想着桥”。

金川河入江口,当年是长江大桥指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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