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稚晖是好人吗
近现代著名的民主斗士和教育家蔡元培，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他一生致力于科学与民主的践行，奠定了我国新式教育制度的基础，为我国教育、文化、科学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富有开创性的贡献。
蔡元培是浙江绍兴人，生于1886年，22岁时中举人，25岁时经殿试中进士，被点为翰林院庶吉士。35岁时，蔡元培在上海创办中国教育会并任会长。
1904年，蔡元培在上海组织建立了清末著名的革命团体光复会。这年，他37岁。
1905年，同盟会成立，光复会并入，蔡元培为同盟会上海分会负责人。
1907年5月，蔡元培前往德国柏林，入莱比锡大学，学习心理学、美学、哲学诸学科，开始了4年海外留学的生活。在德4年，他编著了《中国伦理学史》等一批学术书籍。
1911年11月辛亥革命爆发后，蔡元培回国，就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邀请绍兴小老乡鲁迅到教育部任职。鲁迅比蔡元培小13岁，就此开始了其短暂的公务员生涯，在教育部先后任社会教育司第1科科长、教育部佥事。
1912年7月，蔡元培因不愿与袁世凯政府合作而辞职。1913年，46岁的蔡元培再次出国留学，这次是到了法国，呆了三年，又编撰了不少哲学美学著作。
1916年袁世凯死后，黎元洪出任大总统，北京政府明令恢复了民初《临时约法》，蔡元培应邀回国。北京政府教育部奉大总统令，于12月26日正式任命蔡元培为北京大学校长。
当时的北京大学官僚积习很深，校政极其腐败。其学生以上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对研究学问没有兴趣。教员中也有不少是不学无术的。课堂讲授敷衍塞责。这一切，都亟需彻底扭转。
北大因蔡元培的到来，而获得了新生，且迸发出无限的活力，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大学。他支持新文化运动，提倡学术研究，主张“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实行教授治校。“五四”运动中支持学生爱国行动，多方营救被捕学生，深受师生们的爱戴。
回顾我党的历史，建党初期的五十几个党员中，北大的共产党员就占了相当的比例，如陈独秀、李大钊、张申府、邓中夏、张国焘、罗章龙、刘仁静、陈公博、谭平山、谭植棠、高君宇、何孟雄等。这与蔡元培博大宽阔的胸怀和容纳异己的雅量，无疑是分不开的。
梁漱溟之进入北大，更能体现蔡元培用人特色。梁漱溟投考北大未被录取，他在《东方杂志》发表了一篇讲佛教哲学的文章《究元决疑论》，蔡元培看了认为是“一家之言”。1917年，蔡元培就破格请梁漱溟来北大任教，讲印度哲学。这一年，梁漱溟年仅24岁。后来，梁漱溟在北大这个舞台上尽情施展，终成了举世闻名的大哲学家。
欲当北大学生而不得的梁漱溟，谁也没料到却成了北大的教师。如此用人之气量与魄力，除蔡元培外，难有第二人。
1917年，蔡元培出版了《石头记索隐》一书，提出《红楼梦》是一部“政治小说”的概念，在当时得到了广泛传播。1921年，胡适发表《红楼梦考证》，矛头直指蔡元培。他毫不客气地指出蔡元培的索隐是牵强附会。
胡适比蔡元培小25岁，是蔡元培破格录用为北大教授的。为了推翻蔡元培的观点，胡适曾到处寻找录有曹雪芹身世的《四松堂集》这本书。就在他求而不得、心灰意冷、近乎绝望的时候，蔡元培却托朋友为他借到了此书，胡适根据书中的史料记载，更加充分地证明了自己关于《红楼梦》是“曹雪芹自述”的说法。
蔡元培的举动无异于给敌人送弹药，此等雅量，几人能有？
在蔡元培的影响与治理下，北大容纳了各派的学说和思想。特别是教师们对于学术争论的态度，都颇具大师风范。如有一次钱玄同在讲课，对面教室里黄侃也在讲课。黄侃大骂钱玄同的观点如何如何荒谬，不合古训；而钱玄同则毫不在乎这些，你讲你的，我讲我的。
1922年5月，蔡元培领衔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提出“好人政府”的改良设想。“好人政府”的设想落空后，又发表《关于不合作宣言》，认为：“我国近年来许多纠纷的事情，都是由不知退的小人酿成的。”他甚至天真地认为，如果好人都退出政府，那么，这个腐败政府也就自然倒台。
中国共产党不同意他的改良主义的思想，而蔡元培也不赞成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
1924年，在国民党一大上，李石曾和吴稚晖被选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1926年，张静江和蔡元培也入选监委。李、吴、张、蔡四人因关系密切，并称国民党四大元老。
1927年4月2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在上海举行会议，吴稚晖、张静江、李石曾、蔡元培、古应芬等出席，由蔡元培主持会议，形成了一个议案，指出：“公推蔡元培为主席，由吴敬恒（吴稚晖）提出共产党连结容纳于国民党之共产党员，同有谋叛证据一案。……姑将所开各人及各地共产党首要危险分子，经党部举发者，就近知照公安局或军警暂时分别看管监视，免致活动，致酿成不及阻止之叛乱行为。”
蒋介石正是利用这一议案，于10日后，发起充满血腥气的弥漫上海滩的反革命政变，国共合作终于破裂，一大批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丧身在枪弹刀棍之下。
国民党的清党，先后杀了30多万人。当时全国的共产党员还不足6万人，被杀了2.6万，剩余被杀的都是国民党的左派人士，据国民党后来披露，被杀的国民党左派不下30万人，可谓触目惊心。
蔡元培没有料到蒋介石下手如此之狠。他是一个忠厚长者，决不忍戕害和杀戮青年。可是，眼前所见的桩桩血案，已是惨不忍睹，他唯一能做的是尽其所能，保护青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开始，有人向蔡元培告密说，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执行委员朱宜权是共产党员，他立即派亲信通知朱宜权离开上海。
1931年12月15日，因愤慨于政府未能击退日军收回东北，“北平各校示威团”数百人赴南京请愿。受当局委托、前往与之沟通的蔡元培、陈铭枢，被愤怒的学生们拖倒在地，一顿痛打。蔡元培的头部遭受棍击，脚受重伤，右膀亦被拉伤，还被愤怒的学生拖行了半里，直至警卫鸣枪后才被救回。事后接受记者采访，蔡元培说的是：“予个人从事教育数十年，今日在场青年之粗暴如此，实为我辈从事教育者未能努力所致，故对此亦唯有自责耳。”
1931年的蔡元培，已65岁，但仍如1919年那般爱他的学生。他随后给鲁迅的诗中，对国民政府怨气十足：“养兵千日知何用，大敌当前不喑声。”
1932年12月18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正式成立，总会设在上海，主席宋庆龄，副主席蔡元培，总干事杨杏佛。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行动，为国民党当局所不容。1933年2月12日，国民党南京市党部执委作出决议：“蔡元培、宋庆龄等擅组民权保障同盟，发表宣言，保障反革命及共党要犯，实破坏本党威信，逾越中委职权，应请中央解散该团体，并于蔡、宋等以警告。”6月18日上午8时，杨杏佛为国民党特务所暗杀。蔡元培知道后悲愤痛心。他不畏强权，仍为保障人权而斗争。
1935年2月，瞿秋白被捕后，蔡元培受鲁迅之托设法营救。在国民党召开的一次会议上，他提出：瞿秋白很有文学天才，中国不可多得，应网开一面，惜护人才。但是，却遭到戴季陶等人的坚决反对。浙江最早的共产党员徐梅坤，1927年7月在萧山县被捕后，关押于杭州陆军监狱长达9年，由于蔡元培出具保状，徐梅坤才走出牢房。
1937年11月27日，蔡元培到香港养病。在香港期间，他仍为全民抗战而奔波操劳。1939年8月，蔡元培在病中阅读了斯诺的《西行漫记》和其夫人韦尔斯的《续西行漫记》。他读得很认真，在日记上记下了每一章的标题，还特别记下：“其第三章中有‘共产党基本政策’、‘论对日战争’等节，述毛泽东的意见，颇详。”“第五章之对于中国前途的希望，说得甚为恳切。”
此时的蔡元培，对毛主席等共产党人越来越敬佩了。
1940年3月5日，蔡元培在香港病逝，享年74岁。蒋介石在重庆主持公祭，延安则举行各界追悼大会。毛主席在唁电中称其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周恩来的挽联云：“从排满到抗日战争，先生之志在民族革命；从五四到人权同盟，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
曾任北大教授的王世杰在《追忆蔡元培》一文中写道：“蔡先生为公众服务数十年，死后无一间屋，无一寸土，医院药费一千余元，蔡夫人至今尚无法给付，只在那里打算典衣质物以处丧事，衣衾棺木的费用，还是王云五先生代筹的……”
蔡元培清廉一生，值得敬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