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姓有典故的女孩名字(曾姓女孩名字大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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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起，文联小编将为大家连载河北曹妃甸区作家李庆玺的新作《史话曹妃故里》
千年古镇曾家湾
一、曾家湾曾经的辉煌
在曹妃甸区范围内，古籍文献中有图识和文字记载的，莫过于六农场场部所在地曾家湾了。从清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编纂的《滦州志》所载曾家湾图识可知，清朝末期，曾家湾已经是滦州名镇。图识显示，环村建有三座庙宇，西南曰三官庙，东南曰财神庙，东北曰卧如院（图中标注为卧儒寺）。其实，在三官庙附近还有一座雹神庙。清光绪《滦州志》在《卷十八.外编.寺观》“雹神庙”条目下，有“一在城南曾家湾”。同卷“三官庙”条目下，有“一在曾家湾，连雹神庙，共香火地70亩”，说明在三官庙附近，建有一座雹神庙，共享善男信女的供奉，两座庙香火地面积70亩，足见规模之大。
村北卧如院建造时间最早，为辽代道宗清宁癸卯年（清宁九年，公元1063年）始建，完工于太康辛酉年（太康七年，公元1081年），历时十八年，留有完工当年撰写的碑文，距今已938年。清光绪《滦州志.卷十八.外编.寺观》全文收录了该碑文，首题为“大辽义丰县榆子林西堡曾家湾卧如院，都维社李守民，武清县南张性，讲经业论沙门行阐撰书”。
碑志正文598字。
碑文记述：曾家湾“闾阎绮合，道路环周，集四众以投诚，顺同一而布政”。闾，读作“吕”，泛指门户，古代称二十五家为一闾，后指人聚居处。“阎”，指里巷。“绮（读起）”，原指有文彩的丝织品，后用在对文章的赞美上，“绮合”的原意是形容文章用词精妙华丽，象有文彩的丝织品一样美观。这段文字是说，曾家湾街巷整齐，房屋错落有致，道路四通八达，吸引了四周的民众，心悦诚服地投奔这里，为同一目标和谐相处。用现在的话说，千年前的曾家湾，道路环绕，交通发达，人口集聚，政通人和。已经是具有都市特点的大城镇了。
近千年前已成繁华富庶之地，如此规模集镇，这在当时的畿东地区，也为数不多。即便今天已步入大都市行列的唐山市，也只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包括与曾家湾地理相近，同一时代的集镇，比起曾家湾的繁华来，也相差甚远。现在能见到的史籍文献，比如丰润区的韩城镇，在辽金时代，为边关重镇，当时还是人口廖廖。看宋朝许亢宗《宣和己巳（公元1123年）奉使金国行程录》的记载：“第九程，自玉田县九十里至韩城镇。镇有居民可二百家，并无城”。与曾家湾的繁华相比，可谓相形见绌。
一个村子建有四座庙宇，在曹妃甸区这片土地上，绝对是独一无二的。说明其文化的多元性和信仰的包容性。
三官庙，供奉尧、舜、禹三帝。天官尧帝（公元前2357—2256年），在位百年。建都平阳（今山西临汾），国号“唐”，故曰“唐尧”。尧定天时，称天官，主赐福，“大仁如天”；
地官舜帝（公元前2254—2205年），尧死后，舜应四方诸候之拥戴，而即位天子。设官分职、修历制礼、建乐文教、进贤用能，称地官，主赦罪，“大孝如地”；水官大禹（公元前2203—2176年）在位27年。父鲧治水无成，禹嗣父业，历十三年之久，三过其门而不入，终治水患。并兴农田水利，征服九黎三苗，人民得能安居。禹死后，诸候及百姓拥其子启即帝位，自此之后，遂成家天下。 禹治水以尊居民，称水官，主解厄，“治水如神”。该庙于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成为曾家湾小学的校址，是当时该区域内的第一所完全小学，时称滦县第六区县立高级小学堂，招收附近农家子弟入学，每年由县拨经费1624银元，最多时有教师9人，学生122人，在当地有很大影响。
财神庙，供奉的是民间崇拜的财神赵公明。赵公明，本名朗，字公明，又称赵公元帅。赵公明成为中国民间传说中中主管财源的神明，得益于小说《封神演义》的广泛传播。姜子牙在岐山封神，封赵公明为“金龙如意正一龙虎玄坛真君”，简称“玄坛真君”，统帅“招宝天尊萧升”、“纳珍天尊曹宝”、“招财使者陈九公”、“利市仙官姚少司”四位神仙，专司迎祥纳福、商贾买卖。后来，中国民间认为赵公明手下所掌管的这四名神灵，都与财富有关，赵公明也就自然被奉为财神。
雹神庙供奉的“雹神”李左车（ju），为西汉开国皇帝刘邦儿子汉惠帝刘盈的老师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即出自李左车之口。象棋中的车，也是因李左车曾是汉惠帝的老师，而尊称至今。李左车一生忠烈、足智多谋、扶危济困、广施恩惠，在民间有很高的声望。仙逝后被尊为雹神，掌管冰雹。蒲松龄在《聊斋志异·雹神》中，记述了他降冰雹于章丘，落满沟渠而不伤庄稼的传奇故事，黎民百姓尊称李老爷。
一个村子建四座庙宇，既需要一定的财力，更需要村民的同心协力，仅从这点来说，曾家湾就不同凡响。
二、曾家湾揭密
千年前曾家湾声名赫赫，却隐藏着难以解开的几个谜团。
第一，早在一千多年前就声名远播的大集镇，却低调到让人难以理解的程度。辽代《义丰县榆子林西堡曾家湾卧如院》碑文中提到，建造这座庙宇的为“千人邑”，即临近村镇的民众，结成信奉佛教的民间组织。这个组织的成员，大家自愿集资，兴建卧如院。有如此多的人共同参与，可以想象凝聚力之强。有如此影响力，又集聚了那么多的人气，曾家湾却始终附着于某个乡社之下，其级别只相当于一个村或一个里。在辽代为榆子林乡所辖；明朝后，土民编社，移民编屯，曾家湾不再属于榆子林所属，长期列于姚庄社名下；到了清光绪年间，曾家湾已进入滦州24名镇之一，但它仍然属于姚庄社下属一个村庄的建置。解放后，曾家湾划归国营河北省柏各庄农场所属，才成为六农场的场部所在地，相当于一个乡镇的建置。这在中国具有千年历史的古镇中，可能是独树一帜了。
第二，曾家湾附近村镇，包括其临近的纵深腹地，皆为产盐之区，民众多为灶户。东为济民场所属，《康熙永平府志.赋役.盐法》：“济民距分司七十里，使司五百七十里，南滨海，东极潮河，接石碑，北至倴城滦州境，西跨运河连越支，延亘百三十五里”。西为越支场所属，《长芦盐法志.卷八.场灶》：“越支场，在丰润宋家营，距运司二百八十里，南滨海，别渚名建河，东接济民逾沙河，北至斗沽，接芦台，广袤二百四十里”。济民、越支两场占地方圆三百七十多里，曾家湾置身其中，为整个盐区所包围，但它却不属于盐场所辖，为民户区。这在我国广大盐区，这种情况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
第三，曾家湾长期地处两县交界之处。辽代以后，曾家湾属于义丰县管辖，以今双龙河（原名曾家湾河）为界，西侧是玉田县，《卧如院碑文》有：“南临巨海，北觇（读作chān，意思看）连峰，西邻种玉之乡，东俯清滦之郡”。金朝大安元年（1209年），析玉田地置丰闰，明洪武元年（1368年）更名为丰润，一直沿用至今。无论是玉田，还是丰润，以及辽、金、元的义丰县，包括明清以后的滦州，曾家湾都是边界之地。金宋时期，曾家湾更是宋金两国的国界。许亢宗《宣和己巳奉使金国行程录》，记载了在宋金两国边界，隆重的迎送仪式。“第十程，自韩城五十里至北界清州。出镇东行十余里，至金人所立新地界，并无沟堑，惟以两小津堠（渡口上供瞭望用的土堡），高三尺许”。金代的清州，即今天的唐山市开平区政府所在地开平镇。出韩城东行十余里的方位，应该与曾家湾在同一经度线上。如此重要的边关重镇，除了辽代卧如院的这块碑文外，再无文化遗存，成为被历史遗忘的角落。一千年，如此销声匿迹为那般？连支离破碎的记载都无处查找，想想都有点不可思议。
三、义丰县考略
今曹妃甸区，历史沿革隶属关系多变，这也是史籍文献包括地方志乘，对该地少有文字记载的重要原因。到了明代以后，似乎比较明了，西部八、十、十一三个农场，属丰润县辖，东部区域为滦州所辖。但这之前漫长的历史时期，几乎是一本乱账。借助《曾家湾卧如院》记载，对此做一梳理。碑文表明，当时曾家湾属义丰县管辖。历史上的义丰县，为隋朝开元六年（公元586年）所置，治所在郑德堡（今河北省安国市），属定州。到了辽代，世宗耶律阮，掳义丰县民徙置于滦州地区，治所滦州城。期间，元世祖至元二年(公元1265年)，撤义丰县入滦州，次年再置，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并入滦州，将近有420年的立县历史，时间可谓不短。也就是说，今曹妃甸东部区域，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为义丰县所辖。从这个意义上说，有必要对义丰县做一考证。但遗憾的是，由于《辽史》的粗糙简略，加之后人考证多有舛误，义丰县辖区留下许多疑团，借助目前能见到的史籍，做一个简单梳理。
1、义丰县设置时间。《辽史·地理志》载：“义丰县，本黄洛故城。唐季入契丹，世宗置县”。义丰置县时间很清楚，即置于辽世宗年间。而世宗耶律阮在位只有4年，即947年－951年，这就可以推断出，义丰县设置时间，不会早于947年，不会晚于951年，距今已经1000多年了。这个时期，是历史上战争频仍，百姓流离失所的战乱年代。当初，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率领契丹这个马背上的民族，南征北战，占领了大片大宋土地。为了鼓励将士们英勇作战，便把战争中的俘虏作为战利品，奖赏给征战中的有功人员。辽朝时的整个南京道（治地今北京市，辖区包括今京津和冀东广大区域）的州县、城镇、村庄，有很多都是这样建立起来的。 也就是说，包括曹妃甸在内的整个冀东区域，早在辽代，就已经不为中原王朝所属，而在游牧民族的统治之下，一直到朱元璋建立明朝，才重新回归中原。
不知道是契丹贵族老爷们太懒，还是这些习惯于马背上打仗的老粗们文化水平太低。俘虏从哪里抓来的，干脆连地名一起搬来，义丰县仅是其一。还有，《辽史·地理志·南京道》载：“安喜县，本汉令支县地，久废。太祖以定州安喜县俘户置，在州东北六十里，户五千；望都县，本汉海阳县，久废，太祖以定州望都县俘户置，有海阳山。县在州南三十里，户三千”。据此可知，安喜县（今迁安市境内，金大定七年(1167年)改安喜县为迁安县）、望都县都是这样建立的。关于辽代望都县的地理位置，有一种观点认为是在今乐亭境内，实际上是不准确的。看宋朝使者许亢宗《宣和己巳奉使金国行程录》的记载：“第十二程：自滦州四十里至望都县。民既入契丹依阿保机，即于所居处创立县名，随其来处乡里名之，故有‘望都’、‘安喜’之号。”“第十三程：自望都县六十里至营州。”辽代营州即今天的昌黎县，从滦州到昌黎一百里地，路经望都县，所以望都不可能在乐亭，应该在今昌黎境内。
2、义丰县的地理位置。《辽史·地理志·南京道》说，义丰县在黄洛故城。关于黄洛故城的历史沿革，清朝初年顾祖禹所撰《方舆纪要·卷十七·直八》做了较为详细的考证：“义丰废县，今州治。汉夕阳县地，属右北平郡。晋及后魏因之，高齐省。隋为卢龙县地。唐为石城县地，属平州。五代时，契丹于黄洛古城置义丰县，滦州治焉，金元因之，明初废”。对黄洛故城名称的来历，解释说：“古《史》：武丁析孤竹之地，封功臣黄洛为侯国”。明确了义丰县治所在滦州城。
本来，义丰县衙署与滦州州衙在同一个城中，并不奇怪，现在也有地级市政府和县级政府同在一城的情况。问题是，在叙述与义丰相邻的另外两个县马城和石城时，却出现了矛盾。《辽史·地理志·南京道》：“滦州，永安军，中，刺史。统县三：义丰县，本黄洛故城，唐季入契丹，世宗置县，户四千；马城县，本卢龙县地，唐开元二十八年（公元740年）析置县，以通水运。东北有千金冶，东有茂乡镇。辽割隶滦州，在州西南四十里，户三千；石城县，汉置，属右北平郡，久废。唐贞观中于此置临渝县，万岁通天元年(公元696年)改石城县，在滦州南三十里，唐仪凤石刻在焉。今县又在其南五十里，辽徙置以就盐官”。结合曾家湾卧如院碑文题首文字，便会发现三个县的管辖区域出现了重叠。
马城县，在“州西南四十里”；石城县，在“滦州南三十里，今县又在其南五十里”，这个描述是说，滦州西南四十里是马城县，南三十里是石城县，后来石城县又往南搬迁五十里，也就是说，此时的石城县在滦州南八十里。按照方位和里程计算，其地理位置大概就在榆子林乡附近。而《卧如院碑记》记载，榆子林为义丰县属地。显然，三个县的辖区出现里矛盾，一个地方不可能同时分属三个县管辖。
明末清初的思想家，与黄宗羲、王夫之并称为明末清初“三大儒”的顾炎武，写了一部《京东考古录》，有一篇《考石城》。后世凡涉及石城县的文字，包括历代地方志乘，诸如《永平府志》、《滦州志》、《丰润县志》等，有关石城县的注释，都取自顾炎武这段阐述。或全文转载，或片段引述，概莫能外：“《辽史》滦州领县三，其三曰石城，下云：汉置属右北平郡，久废。唐贞观中于此置临渝县，万岁通天元年，改石城县，在滦州南三十里，唐仪凤石刻在焉。今县又其南五十里，辽徙置以就盐官，是辽之石城非唐之石城矣。今之开平中屯卫，自明永乐三年（实为永乐元年--笔者注），徙于石城废县，在滦州西九十里，乃辽之石城”。顾先生是在逐条批判明代《一统志》基础上得出的结论，但是其论述并不严密。可能是顾炎武名声太高，抑或是他的《京东考古录》影响深远，时至今日，也没有人纠正他的分析是前后矛盾的。
我们不妨分析一下顾先生的考证，石城有唐朝石城和辽代石城，这没有疑问。关键是后一段，先说“今县又其南五十里，是辽之石城，而不是唐之石城”。但在结论中，又非常肯定地说“今之开平中屯卫，自明永乐三年徙于石城废县，在滦州西九十里，乃辽之石城”。两个地方的石城，都是辽之石城，但一个在滦州南八十里，一个在滦州西九十里，不知道顾先生是怎么考证的。
那么到底什么地方出了问题呢？为此，清末史梦兰先生编纂《乐亭县志》时，在《地理志·沿革》项下，专辟一节，叫做《沿革考辩》，在引述顾炎武的《考石城》文字时，加上了自己的观点：“据《辽史》所云，滦州南八十里，恰是今乐亭县治，疑石城是马城之误”，我认为史老先生的观点是站得住脚的。首先，如果历史上真的有“迁衙署以就盐官”的事情，那肯定不是石城县。因为从史料看，辽时的今唐山沿海一线，产盐之地就是明清的越支、济民和石碑三场。 西南面的越支盐场，辽时为玉田县辖区，金代为丰润县所属，历史上均不在滦州治下；正南面济民盐场，比邻曾家湾，应属义丰县所辖；石碑盐场在今乐亭县内，辽时属马城县无疑。由此推断，石城县，用现在的观点说，属于内陆地区，并不沿海，所以也就不可能有“就盐官”之说了。宋朝使者许亢宗的《宣和己巳奉使金国行程录》里，对石城的记载，也可以说明这一点：“第十程：自韩城镇五十里至北界清州。州元（原）是石城县，金人新改是名。兵火之后，居民万余家”。这段文字说明，石城县没有南迁五十里这个事情，否则就不会有万余家这么大的集镇。须知，在金代，有万家规模的城市还是不多的。如果在辽代石城县就南迁的话，石城（今开平镇）金代绝对不会有这么多人口。因为当初建县的时候，全县才有户三千。
可以作为史梦兰先生佐证的是，1978年乐亭独幽城村，发现一辽代佛塔塔基，出土陶碑四块。其中一块，碑额正面书“平州马县南千金千人邑同建无垢净光佛舍利塔”，背面书“大契丹国昭孝皇帝重熙十三年（公元1044年）三月廿六日记”，马县应是马城县。说明在金代，马城县署距独幽城不远，符合距离滦州城八十里的记载。从这点看，史梦兰先生的判断也是正确的，即石城县是马城县之误。
最关键的是《辽史》中“今县又其南五十里，辽徙置以就盐官”，如果这个记载是正确的话，史梦兰先生的推测就更有道理了。看班固《汉书.地理志.第八.下》：“辽西郡，秦置。属幽州。县十四。....海阳，龙鲜水（陡河上游）东入封大水（今陡河）。封大水、缓虚水（今沙河）皆南入海。有盐官。玄水（今青龙河）东入濡水(滦河)。濡水南入海阳”。整个辽西郡（辽代平州地区），史书记载有“盐官”的地方，只有汉之海阳。而汉之海阳县，便是辽之马城县。综合以上观点，说“以就盐官”的是马城县而非石城县，应该更为准确。
根据各种史料，可以勾勒出三个县辖区的大体框架，曹妃甸所处的地理的地理位置也基本明了：石城县所辖大概为今天滦县东部部分地区，开平区的全部和唐山市区的大部，以及丰南区的东北部区域，包括钱营、稻地等镇；义丰县包括今天古冶区、滦南县大部和原唐海县的不含八、十、十一等三个农场，因这三个农场在越支场内，辽时属玉田、金后属丰润县管辖；马城县范围与今天乐亭县接近，包括滦南东部的部分地区。但由于史料有限，大多还属于推断，到底实际情况如何，有待发现新的材料。
四、为何称榆子林西堡
《曾家湾卧如院碑文》称卧如院所在的曾家湾为榆子林西堡，遍检史籍，如此地名，，很让人费解。先说堡，旧时，在曾家湾附近，以堡命名的村名、地名很多。这有两种情况，一为古盐场的建置。据元朝徐世隆《越支场重立盐场碑记》：“幽州置盐，始于后魏”，可谓治盐历史悠久。元朝重建的越支场，在曾家湾西，场署驻扎距曾家湾十多里的今丰南区宋家营。曾家湾东为济民盐场，场署驻扎距曾家湾亦十多里的今滦南县柏各庄。
在盐场，有“坨”与“堡”之说，坨是存盐之地，堡是住人之所。《康熙永平府志.卷之八》：“（济民场）中坨三，东曰青坨，中曰孙家林坨，西曰十九圈坨；堡三，曰东，曰中，曰西”；《长芦盐法志》：“越支场，坨五，废，堡四，滩荡沿海；济民场，坨三，废，堡三”。但随着该地区盐业生产的退出，这种坨或堡，早已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今天已经没人能说清它们的准确位置了
第二种情况是“堡”同“铺”，鱼铺是也。历史上这个区域多水多鱼虾，捕鱼的人季节性地住在水边，临时搭起窝铺，当地人把这种临时住所称作堡（音铺），这就是现在南堡、北堡、林雀堡等地名的来历。曾家湾在辽代以前靠近海边，捕鱼的人在这里临时搭起窝棚，以供居住，也就顺理成章了。所以曾家湾的名字全称应该叫做曾家湾堡，只是有前边三个字足可以用作村名，堡字也就省略了。
还有一种解释，“堡”同“保”，唐朝的一种行政管理模式。《旧唐书.卷四十八.食货上》载:“武德七年，令百户为里，五里为乡，四家为邻，五家为保。在邑者为坊，在野者为村。”这里“保”与“堡”同义，是村庄的意思。无论是“铺”还是“保”，都说明在辽代以前，曾家湾是一个人口不多的小村子，辽代以后才成为繁华的集镇。
再说榆子林，从碑文的文字看，当时曾家湾为榆子林管辖。有人翻译成榆子林社，这是混淆了历史概念。土著编社，移民编屯，是明代的事，辽代的行政序列是道、州、县、乡、村，还没有社的建置。所以准确地说，当时曾家湾为榆子林乡下辖的一个村子。从碑文的表述看，当时的榆子林应是声名远扬之乡。何以见得？碑文有明确表述：“经营有日，炜烨增华，状制锦之名乡，变雨花之胜境。”“变雨花之胜境”一句是虚写，是说景色之美，不亚于雨后鲜花之魅力，而“状制锦之名乡”一句应该是实写，“制锦”原意是用美好的绸缎制作衣服，这个典故取自于《左传.正义. 卷四十》，大意是，郑国的子皮（上卿），想让尹何出任掌管自己封邑的属官，向子产请教，子产说了一番话，劝阻了子皮的动议，并讲了一段史书上经常引用的名言：“子有美锦，不使人学制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学者制焉。其为美锦，不亦多乎？’”意思是说：您有美好的绸缎，不会让没有剪裁经验的人学着做衣服吧？可是却要把重要的官职、自己的封邑，这些本为身家托付终身的领地，去交给一个没有任何管理经验的人学着去治理，您这不是为美好的绸缎想得（比官职、封地）更多吗？根据这一典故，后人将“制锦”比喻贤者出任县令。说“状制锦之乡”，状者，使之更加名声在外。也就是说榆子林曾出过一代名人，或着说这个名人就出在曾家湾，否则，这个没有任何特点的小村，何以建立如此豪华的寺院？可惜辽代留下来的史料太少，到底是怎么个情况已经无从查考了。
由此知之，榆子林可谓历史久远，曾家湾也曾不同凡响，然而，大浪淘沙，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多重原因所致，榆子林在明朝以后，以土著编社“社”的形式，存在于方志记载之中，但名声越来越小，现在只是滦南县扒齿港镇所辖的一个村子。地图上的曾家湾，也只是今曹妃甸区六农场场部的所在地了。
五、千年前的社团组织
《曾家湾卧如院碑文》称，卧如院是“千人之邑”组织建设的。《曾家湾卧如院碑文》：“爰有清信弟子守民等，特营净刹，可植福田，虔修六度之因，共结千人之邑，肇从昔构，迄至今成。聚僧徒二十余春，辟法席十五余夏。”从这里可以看出，寺院是靠民间力量建立起来的，具体负责人为信教弟子李守民，由“千人之邑”的成员共同出资，按照早已勾画好了的蓝图完成的，前后用了二十年的时间。
“千人之邑”是一个什么组织，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号召力呢？“千人之邑”即“千人邑”，用现在的话说，是一个社团组织。所谓“社团组织”，古今没有太大的区别，就是以文化、学术或公益性为主的非政府组织。“千人邑”这个社团组织有多大的活动能量呢？
我们不妨先来欣赏卧如院的建筑特点：“度木也，取豫樟之良；择匠焉，得鲁般之妙。丹梁画栋，烁螮蝀之辉空；缥瓦朱簷，状鸳鸯之接翼。萃之以日力，鸠之以岁功。斤斧挥风，筌绳揆景，右壁降生说法之相，左龛降魔入灭之仪，图地藏之十王，备炽盛之九曜”。这段话翻译成白话文，大概意思是“考量木料，选取橡木樟木这样的良材；调选工匠，得到鲁般一样手艺高超的人。整个建筑朱梁彩栋，如长虹闪耀映在天空；琉璃瓦红屋檐，就像鸳鸯比翼一样。出类拔萃的这些能工巧匠，把他们的技艺发挥到极致，无论雕刻还是修饰的工艺水平可谓出神入化。右边墙壁上画的是佛为度众生而传法的场景，左边石刻是释迦摩尼战胜魔障达到涅槃境界的情形。四周墙壁上还画了地藏菩萨和十殿阎王，大有九星与日时相随的炽热旺盛的景象。” 在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渔村，在一片平地上，建起一座金碧辉煌、远近闻名的古刹名寺，这是何等气魄。如此档次的建筑，没有官府的一分投资，靠的是社会力量，甭说这是一千多年前，即便今天也不是轻易可以做到的。但千年前的“千人邑”这个社团做到了，这不禁让我们产生深入研究该社团组织奥秘的动力。
历史地看，“千人邑”这种社团组织，有时代性和佛教性两大特性。具体点说，它是佛教僧、俗信徒自发成立的一种民间组织，兴盛于辽金两代，只能说是历史的一瞬。关于“邑”，《辞源》是这样释义的：“①都邑也，大曰都，小曰邑，如邑侯、邑宰；②古称王畿曰邑；③侯国之称；④大夫称采地曰邑；⑤今称县曰邑。《辞海》注释为：①古称国为“邑”；②京城；③泛指一般城市，大曰都，小曰邑；④旧时县的别称，县令曰邑宰。” 这里应该取“旧时县的别称”之意。从字面看，“千人邑”的意思是，围绕某个寺院，包括僧尼、官吏、百姓所组成的民间佛教信仰团体。也就是说，在其所属县域范围内，有一千人参与了这个组织。但从实际情况看，这个组织的参与者，又不限于一个县的区域。“千人”是说人数众多，并非每一个邑社都正好千人。从曾家湾所在地义丰县来看，全县只有四千户，刨除孩子老人、鳏寡孤独、穷困潦倒之人，全县的人都参与这个组织，恐怕也凑不够一千人，所以，邻县一定也有不少信众都参与了这个组织。曾家湾卧如院没有保留下功德碑资料，碑文中只提到了这个组织的负责人，即都维那李守民。能把本县甚至包括邻县的信教僧俗组织起来，共襄大事，单独个体的感召力是远远不够的，只有信仰的力量，才会把这么多的人心凝 聚在一起。
辽代僧、俗佛众组建“千人邑”的目的有两个：一是信众集资，以建功德；二是组织入社的信徒进行各种日常佛事活动。建立功德首要之举是修建寺庙。只有修建大量的寺院，才能容纳人数众多的出家僧尼讲经说法，也为更多的信众提供顶礼膜拜的场所。辽代各地修建的寺庙，大多是由邑社组织的邑众集资合力修建的。曾家湾卧如院如此，距离比较近的丰润陈宫山观鸡寺，年代稍晚于曾家湾卧如院，建于辽大安九年（公元1093年），也是众多信教民众集资修建的。其次是筑塔立幢。辽代佛教邑社的僧俗佛教信徒所修筑的佛塔，以埋藏佛舍利的舍利塔为多。与曾家湾距离不远的今乐亭县独幽城村，1978年，发现一辽代佛塔地宫，出土陶碑四块，其中一块，碑额正面刻有：“平州马县南千金千人邑同建无垢净光佛舍利塔”二十个字，背面文字为“大契丹国昭孝皇帝重熙十三年三月廿六日记。”二十个字。昭孝皇帝为辽兴宗耶律宗真，重熙十三年为公元1044年，比曾家湾卧如院开始建造的年代-道宗清宁九年（公元1063年）早二十年。从碑文中可以看到，这座佛塔也是千人邑这样的社团组织建造的。由此可知，千人邑在辽代的影响之大。
六、双龙河上古石桥
曾家湾还有一处古迹，即双龙河上的古石桥，位置在今唐柏路曾家湾双龙河大桥南一公里处。桥旁曾立有石碑一块，为清朝光绪十一年（1885年），重修双龙河大桥时所立，值得庆幸的是，经县内有识之士抢救性保护，碑文得以保存下来，可以让我们一睹石桥的昔日风彩。
双龙河史称曾家湾河，发源于滦县茨榆坨南，是一条季节河，全长55公里。其河道狭窄，每年雨季，曾家湾以南形成漫流。上世纪70年代初，疏浚河道，从曾家湾往南至今嘴东河口，开挖成一条人工河，河水得以直流入海。据光绪十一年重建石桥碑文记载，该桥首建于清雍正十一年（1733年）。相传桥建好后，举行开桥庆典时，有两条小蛇爬上桥面，古人称蛇为小龙，见此情景，人们认为这是吉兆，遂命名此桥为双龙桥，曾家湾河也随之称为双龙河。据清光绪十一年《双龙河重修碑记》载，雍正十一年，桥建成后，也曾经立有石碑，只是碑文并没有具体记述桥的规模形制和长、广、高、深，但桥的价值确实非同寻常，它““东通辽沈，西达燕津，北接名山，南汇大海”，称其为“诚中流之砥柱，实要路之津梁矣”，可谓名副其实，毫不夸张。正是因为有了这座桥，才有“车马喧阗，往来络绎”的盛况。“喧阗”读作“xuān tián” ,喧哗、热闹的意思；“络绎”读作“luò yì ”，前后相连,连续不断的意思。正是由于有了这座联通东西的石桥，才使得曾家湾具备了成为滦州名镇的条件，进一步验证了“要想富，先修路”的真谛。第二次重修，已经是一百年后的道光十四年（1834年），由于年代久远，因风吹、雨打、日晒，致使桥体风化而多处损坏，河水的不断冲击拍打，桥面也摇摇欲坠。前辈父老乡亲们倾其所有积蓄，填补缺漏，回复原有规制，使得旧桥焕然一新。碑文对重修后的桥的样式及结构，做了描述：“鼍梁则十三高架，刻石狮蹲于两旁，雁翅则左右斜排，拖泥板竖乎一字，功弥焕焉，制极宏焉，徛欤休哉”。“ 鼍梁”读作“tuó liáng”，是“鼋（yuán）鼍”以为梁的意思。“鼋”和“鼍”都是龟类水生动物。据原唐山交大结构系教授、钱塘江大桥总工程师罗英（1890年—1964年），在其编辑的《中国桥梁史资料》（内部刊物）考证，中国山涧河道有堆石做踏步桥的传统。分堆做墩，一如龟鳖，上搭石板以做桥。所谓“鼋鼍”，就是堆石墩，因为两者外观形象相似，故称之。由此可知，所谓“鼍梁则十三高架”，是说桥墩用十三层石头砌垒而成。整修后的桥面两侧刻有石狮子，护坝的两侧雁翅排列整齐，坝体夯土融为一体，更加结实。桥的规制宏大，多么美好啊！“猗欤”，读作“ yī yú ”，美好的意思。原来以为，这座桥千百年都不会毁坏。想不到的是进入咸丰、同治年间，“积潦成灾，泛滥为患，骎骎乎有倾之忧”。“骎”,读作qīn，骎骎，形容马跑得很快的样子；圮，读作 pǐ，倾圮，倒塌的意思。洪水泛滥，积水成灾，石桥又有了倒塌的危险。村中有威望的人，虽然有了重建该桥的动议，但因连年粮食欠收，未能付诸实施。以后虽也有小修小补，但无济于事，呈岌岌可危之势。直到光绪十一年（1855年）三月，才得以第三次重修，“合镇绅董士商，公议重建，率皆踊跃，募款捐资”，拆毁旧桥，重建新桥，不日即竣工建成，并在桥东立两块石碑，一碑记事，一碑记捐资人姓名，以记功德，昭示后人。碑文记载：“随集匠人，构材筑趾，去旧装新。依照前式，高尺余，广如之，长亦倍之。雕镂务求工巧，二十四狮列东西，栏砌必极崇高；一十六桩分南北，土坝则填筑坦平，水轳则增修坚固。”新建的石桥，仍然遵循原来的样式，只是桥面比原来高出一尺，宽度未变，长度比原来增加了一倍。桥面两侧有二十四根石柱栏，每根石柱上都分别雕刻一个精美的狮子；桥的东西两端各有石桩护卫，共有十六个。对原来的堤坝进行了填平补齐，水道进行了加固，比原来的石桥雄伟壮观。直至1956年唐柏公路改建，在石桥北1公里处修建了一座木桥，石桥才不再担当交通重任。1975年7月29日至31日，唐山地区大雨，双龙河多处漫堤，为了泄洪，不得已将双龙河上石桥炸毁。一座修建于雍正年间，经两次重修，历时242年的双龙桥，成为了人们遥远的记忆。
附：双龙河桥碑记：
直太夫赏戴蓝翎五品衔 前两淮都转盐运使司补盐巡厅 邑庠生 孙攀瀛撰文
滦州宿儒孙振玉书丹
盖闻不朽有三：立功与德言并重，历年已久。继事较开创维艰，凡事皆然。况乎聚石为徛，横木为彴，造千万人来往之桥？尤非旦暮间能竟其功也。滦境之西南隅曾家湾镇，旧有双龙桥一座，创始于雍正十一年，有碑可记。但规模格式、长广高深，俱无从考。然而是桥也，东通辽沈，西达燕津，北接名山，南汇大海，以故车马喧阗，住来络绎，诚中流之砥柱，实要路之津梁矣。乃年湮代远，不无剥蚀之侵；而浪撼波摇，时切覆夕餗之惧。旋经前人父老同心协力，泻橐倾囊，重修于道光十四年。噫！是役也，本诸旧规，阙者补之，恢其式廓；略者增之，鼍梁则十三高架，刻石狮蹲于两旁，雁翅则左右斜排拖泥。板竖乎一字功弥焕焉，制极宏焉，徛欤休哉！佥谓是桥，历千百年而无需改作也。不意咸丰、同治年间，积潦成灾，泛滥为患，駸駸乎有倾圮之忧。适二、三先君子蒿目时艰，不忍坐观其败，慨然有重建之思，几欲鸠工而庀诸材者屡矣。无如连岁歉收，事遂中寝。阙后虽小有补，而水患频仍，更岌岌乎有不可支撑之势。万不得已，爰于本年三月内，会同合镇绅董士商，公议重建。率皆踊跃，急公慷慨，乐义是诹，克日兴工。鋔钲并作，不转瞬而拆毁荡平。随集匠人，构材筑趾，去旧装新。依照前式，高尺余，广如之，长亦倍之。雕镂务求工巧，二十四狮列东西，栏砌必极崇高；一十六桩分南北，土坝则填筑坦平，水轳则增修坚固。倘过客则有目共赏，较向之先民有作者，不更壮观瞻哉！曾未阅两月而大功告成，殆乎神速。迄今雪来柳往，宦商无濡轨之虞；春露秋霜，行旅少褰裳之苦。祇以工程浩大，力薄难支，全凭募款捐资。为山更需一篑，尤幸仁人义士，惟集腋自可成裘。此不朽之名，所赖四方君子而赞其成。不藉事诸人，而勷其成功，抑何壮欤！故勒石以志其颠末云尔。
经事人：仝立
匠 人：刘永发
监工人：孙成元
时大清光绪十一年吉月谷公旦建立。
（录自1983年版《唐海县志》）
《县志》抄录的碑文，有可商榷之处。1、“而浪撼波摇，时切覆夕餗之惧”。 餗，读音为sù，原指鼎中的食物，泛指佳肴美味。覆餗,乃一典故,出自《周易·卷五·鼎卦》:“鼎折足,覆公餗。”。覆餗,谓倾覆鼎中的珍馔。后以“覆餗”比喻力不胜任而事败。显然，这里应该是“覆公餗”而非“覆夕餗”；2、“时大清光绪十一年吉月谷公旦建立”。“谷旦”，是一个常用语，意为良辰或晴朗美好的日子，旧时常用为吉日的代称。过去立碑，最后都有“谷旦立”的字眼。不知抄录者为何理解成“谷公旦建立”，这与该词的传统意义可谓南辕北辙。
七、 曾家湾村名别解
不管是沉淀历史尘埃中的古籍典章，还是或后人记录、或歌咏家乡的文章词赋，对曾经在历史上有过辉煌的曾家湾这一集镇的名字皆语焉不详。有一种说法目前被大多数人所认可，并收入1996年《唐海县志》：“唐末此地南为海湾。据言传，有曾姓一户人家在此捕鱼定居，故名曾家湾。随后又有胡、梁二姓迁家来此聚居。明初，曾姓后裔逃荒到东北，后又由山东枣林庄移民至此，人口逐年增多。此村现无曾姓，但曾家湾之名却沿用至今”。这种推断，貌似合理，其实经不起推敲。一则，以我们区域给村庄起名的规律，绝不会因为一对夫妇曾经在此生活过，便以其姓氏来命名村子，因为一对夫妻难以托起村名这一历史重负。二则，按《县志》所言，曾姓夫妇唐末定居此地，其后裔明初才迁离去东北，从唐朝灭亡的907年到明朝建立的1368年，中间有将近500年的时间，按25一30年繁衍一代人计算，至少有15代以上后人，甭说人口总数有多少，单就历经15代的一个家族后裔的所有成员，不约而同地一起迁往外地，简单想像，这也是不可能的事情。
笔者分析，曾家湾的曾并非姓氏之曾，而是捕鱼之“罾”字之简化。做出这种判断的理由如下：罾，许慎《说文解字》解释为渔网；新华词典注释为，一种用木棍或竹竿做支架的鱼网，即我们土话说的端网；收入中学课本的《史记·陈胜世家》里有“乃丹书帛曰：陈胜王，置人所罾鱼腹中”，都是这个意思。从地理角度看，很久以前，曾家湾是渤海最北端潮涨成海、潮落成湾的一个海湾，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居住在这里的人们以捕鱼为生是毫无疑问的。把这个捕鱼人居住的地方，名之曰罾家湾是再恰当不过了。这个村名与《三国演义》里关公水淹七军,生擒曹操大将于禁的罾口川这一地名有异曲同工之妙, 包涵着厚重的文化积淀。在曾家湾附近，还有一个网庄，此网非王氏之王，而是织网之网，可以与罾（捕鱼的网）相呼应。“罾”字难写难认，在长期的演变过程中，将其简化成曾字也符合我们这个区域给村庄起名的特点。可 能有的人会有疑问，我们这里历史上是穷乡僻壤，缺少文化积淀，“罾”字又是一个书面用语，没有深厚的文化功底怎么会用这个字命名村庄呢？此种观点绝对是妄自菲薄。我们的前辈为村庄起名的文化功底，绝对不可小视，当今所谓的文化人未必能达到那种洞察事理、形象概括的高度。仅举一例便足以为证，唐海镇有个酄里村，如果没有对地名、村名做过专门研究的中文专业大学生，对“酄”这个字未必会认能写。有人之所以把罾字简化为“曾”与姓氏之曾扯上关系，是犯了望文生义和经验主义两方面的错误。的确，我们县域内有很多村庄都是以家族姓氏命名的，如李家灶、郑庄子、孙家灶等，但祖先命名村庄不只这一种方式，诸如王凤庄的人不姓“王”、柏各庄的人不姓“柏”，柳赞镇的人不姓“柳”，是同一道理。
与曾家湾有关系的，还有村东南叫曾新村的一个小村庄。1996年版《唐海县志》作如下记载：“此处原是一个大沙岗，俗称猪食坨。1965年秋，由曾家湾迁来6户人家，到此定居，后成村落，取名曾新村”。但当地人习惯仍称之为猪食坨。
关于猪食坨的称谓，我小时候曾听人讲过这个名字的由来，并有一大段故事，做为阐释。大概意思是，这个地名原本叫赭石坨，这个坨是渤海北岸最南端的一个沙土岗，但上面的沙子不知何故呈红色，阳光下闪闪发出赤色的光彩，有了“赭石”的特点，故命之曰“赭石坨”。与之相对应的，在曾家湾村西南，有一称之为“火石滩”的地名，可见“赭石坨”绝非凭空想像。本来 “赭”准确地读音为“zhe”，红色之意，但不知哪个年代有人错将其读成白字“zhū”，便以讹传讹，与“猪”字混淆，本地人将其演译成猪食坨，并煞有介事地解释说，这个坨黄蓿长势茂盛，黄蓿又是猪喜欢吃的财，就将此坨起了一个“猪食坨”的不雅之名。其实这种解释是经不起推敲的。我们当地给猪做饲料的野草很多种，以黄蓿为最多，而黄蓿（翅碱蓬）的特点是长在地势低洼、盐碱地里的盐生植物。土壤肥沃，特别是沙坨地不适合黄蓿生长。由此可知，“猪食坨”无论是地势，还是土壤类型，都不适合黄蓿生长，因此该地名的来历，绝对是牵强附会。这么难听的名字，长期居住在此的居民羞于再用它，也情有可原。遗憾的是，放弃祖宗留下的原名而改称今天名字，恰好把雅而有趣的名字弄得土头土脑。世上很多事情都如此，原本高雅的东西，被人误读误解后，便走向了它的反面，非人力可为，空留遗憾。
以上皆一家之言，因无充足的史料支撑，故曰村名别解。
八、荷花坑里野红莲
曾家湾村民代代相传一个顺口溜：“曾家湾，三件宝，荷花坑、蒲子草、双龙河大桥修的好！”
曾家湾的荷花坑闻名遐迩，应该是有曾家湾这个村就有了这个坑，所以有人送它一个“古莲池”的雅称，大概可以与保定直隶总督府附近的那个“古莲池”一比高低了。这个坑确实不同凡响，不象本地其它坑杂草遍地，而是只生长荷这一个品种，“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团扇般飘浮在池塘的荷叶,直染得满塘碧绿。水面之上,俏然伫立的荷花,怒放着娇艳的容颜,高洁而娴静。那一朵朵浓浓的红、淡淡的粉,让人目不暇接。“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红蜻蜓俏立荷花的倩影,绿叶相托,池水荡漾,装点着夏日的风情。清风送爽,荷花飘香,如丝如缕,沁人心脾。此情此景，怎不让人留恋忘返。
曾家湾这个荷花坑的可说道之处，不在于花有多美，因为这类荷花坑随处可见，它的特别之处在于有一个品种掺杂其中。2005年，我受命负责申报省级湿地保护区，聘请河北师大环资学院张义文教授，带着他的研究生，做科研报告和总体规划。这期间张教授请来他的一名同事，也姓张，是一个植物专家。我带他到曾家湾荷花坑里欣赏荷花，他竟发现在这一坑荷花里有一株野红莲，他大为兴奋，告诉我，这是河北省目前见到的唯一一株野红莲，非常珍贵，嘱我一定保护好。
野红莲是红莲家族中最古老的一支，发端于一亿三千五百万年前的黑龙江一带。在后冰期来临之后，全球气温下降，使得不少植物灭绝。莲属植物由先前的10--12种降至2种，其中一种漂迁至北美洲，为美洲莲；另一种分布在亚洲、大洋洲北部，为中国莲，成为中国野生红莲的“祖先型”。因其形态特征及遗传性状，从未受外界干扰发生改变，而被誉为“生物界的活化石”。
曾家湾荷花坑里的野红莲是什么时间有的，没人能说清楚，本来是高寒地带的野生品种，何以远涉千里，在这里茁壮成长，更无文字记载。它的珍贵性不在于它的花有多漂亮，莲子有多高的营养价值，根茎藕有多么难得，而在于物种的珍稀性。至于野红莲有多高的价值，张教授给我讲了一个故事，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一个秋天，一个美国植物育种专家坐飞机到中国来，一下飞机，发现机场草坪里有一株野大豆，他采摘了成熟的大豆种子带回美国，将其嫁接在黄豆上，便有了今天美国的高产高油高抗病虫害的大豆品种。这个故事的真实性还待考证，但品种的珍贵性却不言自明。
由于野生红莲种群特殊的生存特性和地理位置，以及水文、气候、自然环境的不断变化，野红莲一直未得到人类的关注，游走于现代荷莲家族的谱系之外。上世纪70年代，中国石油化学工业部石油勘探开发规划研究院与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等组织联合调查，在黑龙江省中、东部地区发现有古野生红莲的化石，且只有黑龙江流域至今仍有大量分布，便对其生长性状，生存环境等进行了保护性研究与发掘。
张教授告诉我，与唐海地貌特点相近的沧州黄骅市曾有人报告说发现了野红莲，但他到现场确认后，不是野红莲，而是睡莲的一种。
鉴于教授的嘱托，我一直关注着这株野红莲，每年仲夏荷花盛开时节，都要到现场去看看。但几年后发现，前景不容乐观。不知什么原因，坑的北部先是有芦苇生长，继而又有了蒲草。蒲草是杂草中的优势种，只要有蒲草的地方，包括芦苇在内的杂草很快被吃掉。因为蒲草有一特性，水下发芽时，它专拣芦苇等杂草的根茎作为它生长的营养基，这样它会生长很茂盛，而为它提供养料的芦苇很快消失殆尽。荷花的种群优势比芦苇相差很远，被蒲草吃掉是早晚的事。果然，蒲草长势旺盛，荷花越来越少，前几年已经彻底消失，荷花坑沦落成蒲草坑、杂草坑。与我，无言相对，空留一坑遗憾！
九、百年前的一宗悬案
孙姓是曾家湾的大户。光绪十年，曾发生一件孙家祖茔树木被盗的案件。孙家当事人现场抓到盗树之人，呈上诉状，将盗贼告到滦州衙门。由该诉状所述内容及官员对此事的处理方法，我们可以大概了解当时的社会风气及官员履职情况。从这个意义上说，这虽然是一件民事纠纷的小事，但从一个侧面反映的却是社会大问题。诉状原文：“为匪恶聚伙，偷窃坟树被获逞凶，叩恩拘究以惩不法而重坟茔事。切身处多有游手好闲之徒，三五相聚，吸烟开赌，无所不为，浪用无处，即敢为匪行窃。因身祖、父相继病故，孤懦难言，该匪等视为可欺，连次进宅行窃，失物均属细微。惟坟茔内有杨柏各树数千棵，俱已年久成材，屡被偷窃。窃去后，剥皮断料，复敢明卖。意以当场未获无私伊何，寔属胆玩欺人。身因坟茔住宅两不得安，曾于五月初四日呈报在案，有卷可查。迨即加谨巡看示意昨，本月初一日夜天明时，有本镇孙发春、孙廷秀同示列名姓党匪四五人，刨放坟内杨树五棵。先将树身窃去，回取树枝被身与雇工撞遇。孙发春等依仗素恶无法，持锆行凶。幸有背筐拾粪之孙建基走到拉劝，未遭毒手，传案可证。似此匪恶聚伙，偷窃坟树，反敢行凶，殊干法纪。万出无奈，呈叩仁天作主，赏准拘究示惩，以整视茔存殁。感激上叩。光绪十年（1884年）六月初八日。附呈。准行”。时任滦州知府作出批示：“大凡贼匪行窃，总虑人知，一经被人遇见，自必情虚胆怯，畏避示遑，岂有自作不典、反敢公然逞凶？呈词已难凭信。且孙发春等，如果寔有偷窃情事，尔既当时撞见，何不鸣同地甲，将其扭送，何以迟至旬日之久，招行本案呈控，殊不可解，姑候差饬地甲，查明禀覆核夺”。本来，时任滦州知府为郭奇中，郭奇中，安徽合肥人，监生。分别于光绪二年（1876年）至光绪四年（1878年）首任；光绪九年（1883年）再任，然后短暂由河南武陟监生郭东槐代理；又由光绪十年（1884年）至光绪十三年（1887年）第三次任职滦州知府。七年时间内，竟三次出任同一地方的知府，这在中国古今建政史上，也算特殊一例。因其在滦州任职时间长，在任上做了几件实事，《滦州志》都记录在案。包括光绪二年（1876年），“春旱无麦禾，大饥，知州郭奇中煮粥赈之”；三年（1877年），“春饥，知州郭奇中详请赈抚并捐廉倡议开设粥厂，全活甚众”；光绪十一年（1885年），知州郭奇中重建四城门楼”。应该说，算是一个比较称职的官员。曾家湾盗树案，可能恰逢他短暂离职，由郭东槐代理期间。
诉状没有落款，文中以“身”代称上诉人，现在不可能查到写诉状的人姓甚名谁了。但从诉状和支付的批复中，可以从一个侧面了解那个时代的社会风气和朝廷命官的履职态度。作为第一手材料，其真实性毋庸怀疑。从中，可以得到一下信息：1，孙家坟茔占地很大，“坟茔内有杨柏各树数千棵，久已成材”。有几千棵成树的坟茔，在当地应该不多，说明上诉人是当地有一定财力的大户，从诉状中“先将树身窃去，回取树枝被身与雇工撞遇”的内容看，也说明了这个问题。能有雇工为其佣使的人家，也绝非一般小门小户。即使这样的富裕人家，其财产安全都不能保障，足见当时社会混乱程度。由一斑而窥全豹，清末的社会状况可想而知了；2，恶人称凶已非一日，“连次进宅行窃”不算，还明目张胆偷盗墓地树木，甚至被人发现后，竟敢对失主大打出手，幸被路人发现劝阻，才没有酿成命案；3，游手好闲的人大有人在，这些人“三五相聚，吸烟开赌，无所不为，浪用无处，即敢为匪行窃”，说明整个社会管理已经瘫痪；4，地方官员明显懒政惰政。诉状称，早在一个月前的五月，就曾将窃贼上告到衙门，而官府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才使得窃贼更加明目仗胆，肆无忌惮，为所欲为。这次失主不仅抓了现行，又有见证人在场，盗贼的名姓也都如实呈报给官府。但即使这样，知府推诿的理由让人啼笑皆非：“大凡贼匪行窃，总虑人知，一经被人遇见，自必情虚胆怯，畏避示遑，岂有自作不典、反敢公然逞凶？呈词已难凭信。”在他眼里，凡是做贼者都会心虚，怕被人看见，逃避还来不及呢，哪里有胆量公然逞凶的？在知府的眼里，好像社会安定，上诉人的诉状不可信。然后指责上诉人，“且孙发春等，如果寔有偷窃情事，尔既当时撞见，何不鸣同地甲，将其扭送，何以迟至旬日之久，招行本案呈控，殊不可解。”意思是说，既然抓到了盗贼孙发春等人，为什么不马上报告当地保甲，将其扭送到官府，而是过了十多天才来报案，知府觉得这很让人难以理解。最后的处理是“姑候差饬地甲，查明禀覆核夺”。把这件事的处理权，交给当地保甲负责。从滦州知府处理这起简单的盗窃案不难看出，清末官员履职是如何得过且过，由小及大，官员如此对待自己的职责，清朝灭亡也在情理之中。
手头有一份民国元年（1912年），丰润县知县发布的一份告示，与滦州知府曾家湾孙家坟茔盗树案的批文，有异曲同工之妙。原文抄录如下：“告示。署理丰润县正堂王 ，为出示晓谕事。照得案，据张兰荫堂（张家的堂号）函称，据切有新茔一处，坐落齐家坨本庄，三神堂老茔地一处。因前者屡有人在坟胖櫵牧行车等事，看坟人难以禁止，乞出示晓谕阻止践踏等情，据此合行出示晓谕。为此事仰齐家坨、三神庄张姓两处茔地附近居民人等一体知悉。自示之后，勿得再赴张姓茔地切近践踏挖土牧放牲畜捡柴行车等事。倘有无知之徒，扔蹈前辙，许该处看坟人赴县指名禀控，以凭传案惩办，绝不宽待。该看坟人不得挟嫌妄控，同干咎戾。其各遵凛勿违。特示。右仰知悉。中华民国怨念初三日示”。丰润县齐家坨张家，在中国近代史上赫赫有名，既有张佩纶、张人骏这样的高官，又有张爱玲这样享誉国内外的作家，但在战乱频纷、民不聊生的年代，其祖坟屡遭人为损坏也是常有的事。
两个案件虽然发生在不同的朝代，一个清末，一个民初，但时间间隔不足三十年，地理位置相距也只有几十里地，而且案件性质相同，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毁坏坟茔这类案件，属于自诉案，民不举官不究，原告提供证据。不同的是清代地方官处理这类案子相对消极，而民初相对积极。这既与所处朝代相关，也与当事官员的为官风格相关。处理齐家坨张氏坟茔案件的是时任丰润县长王其章，是当代著名诗人王辛笛的父亲，清末举人，后在开滦矿务局任职。应该说，无论是时代的因素，还是本人素质，王其章的履职态度还是值得肯定的。
附：曾家湾卧如院碑记
大辽义丰县榆子林西堡，曾家湾卧如院，都维社李守民，武清县南张村，讲经业论沙门行阐撰书。
伏以金容殄影，权方终于天竺。玉偈流芳，适化被于支祈。自明帝之梦神人，洎摩腾之赍梵策，谛信者，证无生而超三界；偈依者，获不退而净六根，实可谓登觉山之梯隥，运苦海之舟航。福国佑民，其来尚矣。伏维今皇帝璿衡御极，玉斗乘时，程文选入彀之英，恤孤颁省刑之诏，礼乐交举，车书混同。行大圣之遗风，钟兴宗之正体。东韩西夏，贡土产而输诚；南宋北辽，交星轺而继好。位符十号，名契千轮。销剑归农，率土有仓箱之咏；櫜弓弃武，边方无烽燧之虞。百代之间，一人而已。然则妙像遗迹，本资于胜因；福壤精蓝，用恢于善果。所谓正觉可以敷鸿化，睿谋可以集盛缘。斯院也，创建清宁癸卯之年，特兴太康辛酉之岁。南临巨海，北觇连峰，西邻种玉之乡，东俯清滦之郡。闾阎绮合，道路环周，集四众以投诚，顺一同而布政。爰有清弟子守民等，特营净刹，可植福田，虔修六度之因，共结千人之邑。肇从昔构，迄至今成，聚僧徒二十余春，闢法席十五余夏。度木也，取像樟之良；择匠焉，得鲁般之妙。丹梁画栋，烁螮蝀之辉空；缥瓦朱簷，状鸳鸯之接翼。萃之以日力，鸠之以岁功。斤斧挥风，筌绳揆景，右壁降生说法之相，左龛降魔入灭之仪，图地藏之十王，备炽盛之九曜。经营有日，炜烨增华，壮制锦之各乡，变雨花之胜境。其为供也，绘盖幢幡；其为奏也，歌舞妓乐。
灵踪圣概，不可殚纪。但行阐才非敏锐，辞愧刍荛，屡请讬而弗遑，数推让而增惕。滥随部伍，竭伸庸鄙之情；虔发谛诚，聊述赞扬之颂，谨为铭曰：“觉皇西灭，像泽东传，身化百亿，威震大千。应现不测，微妙难诠。爰有清信，能兴胜缘，特营香刹，大树福田；访奇採异，极巧穷妍。经营有渐，轮奂增鲜，殿安宝相，廊祕金编，沈檀香馥，钟梵声联。信解无愧，贞珉常镌，历劫非坠，永世弥坚。神功不朽，亿万斯年”。（录自陈述辑校《全辽文》）
文章来源：曹妃甸区文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