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梦被姥爷打(梦见姥姥被打)

陈亦琪（北京大学）

美国历史学家卡尔·贝克尔曾说：“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澎湃新闻·私家历史特别推出“大学生写家史”系列，记录大时代下一个个普通家庭的悲欢离合。

序

姥爷原本不叫黄美来，而叫黄米来。

家里原有姐妹兄弟七人，大姐被送去做童养媳，三姐被送到尼姑庵，弟弟两岁时也被送人当养子，改姓了俞。

在浙江黄岩，这样一个穷苦人家只靠父亲和大哥种地过活。然而，战乱的风波不曾放过任何一个渺小的角落。黄岩沦陷的时候，日本人把哥哥抓走做了壮丁（所幸走到宁波时逃了回来）。年幼的米来看着父亲背过身去，偷偷抹眼泪。这样辛酸的背影，永远地镌刻在了他对解放前那段艰苦岁月的记忆里。

童年（1936-1949）

寻常日子里，米来走很远的路去许氏小学读书。四年级时，他凭着孩童的聪明伶俐跳级去了孝友小学，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了业。

但是，上初中是要交学费的。米来果不其然地失学了。

如果按照事情自然地发展，他会在家干农活，逐渐走上一个普通农民的生活轨道。然而，小学校长的关照改变了他的命运。因为可惜米来的天赋，校长亲自去家里做他父亲和哥哥的工作，联系黄岩中学以预发奖学金的方式免去了米来的学费。这是米来命里第一个贵人，他因此有了上初中的资格。

然而，家里的生计不允许米来专心念书。他白天上学，晚上回家干农活，小时候的小聪明已经不足以让他学好大量需要背诵的中学知识。初一的期末考试，他的成绩没有达到当初发奖学金的要求，要补交学费。1949年的春天，米来又失学了。

然而，生活的起伏似乎并没有在米来心中掀起太大的波澜，他继续做农活，一有空就在家练字、看小说，尤其爱看“七侠五义”、《拍案惊奇》，农闲时还肩挑货郎担，从事卖糖当小商小贩的生活。

浙江乡村的货郎担

1949年5月30日，黄岩解放。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工作队来到米来的家乡“访贫问苦”，并发动群众成立乡村的民主政权，组织群众民主选举村长和农会主任——贫农身份的哥哥就是候选人之一。几个候选人冲墙站着，朴实的农民第一次享受“当家作主”的权利，面对这样陌生的仪式还有些手足无措。他们各自屁股后面放着一个碗，随着村民们手中的豆子一粒粒“叮，叮，叮”地落入碗中，哥哥就这样当上了第一任村长。

在随后民主建政的过程中，南下工作队的徐振东同志又发现了米来这个“小知识分子”，于是动员他参加革命，担任起孝友乡人民政府的文书。

8月末的一天，徐振东来家里找米来谈话。也是觉得米来辍学可惜。便抱着为党培养工农干部的念头，问他想不想上学。

“我当然想上学。”

“我再送你去上学，怎么样？”

“不行啊，送我去上学，我也交不起学费。”徐振东笑了笑，“现在的学校是人民自己的学校，学费免了！”

“那以前的学费管不管？”米来想起欠着黄岩中学的学费。

“都不算数了。”

“还是不行啊，老徐，上学了我吃什么？”

徐振东用怜惜而宽慰的眼神看着他，“放心，你尽管去上学，国家每月发你60斤米。”

米来在心里算了算，60斤米不仅自己够吃，还能解决家里的困难，他眉开眼笑：“这下可以了！”

土地改革后，米来家里分到了田地和房屋。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世代饥劳的一家越来越感到幸福生活步步走来。

米来因而改名为美来。

改革开放前的黄岩

少年（1950-1954）

在放学后的时间里，美来依旧操心着农会的事务和家里的农活，成绩一直上不去。初二结束后，黄岩中学调来了新校长——西南联大毕业的老共产党员蔡海南。他得知美来学习吃力，便亲自找他谈话，并在分析原因后动员美来辞掉了农村的全部工作，住到学校专心学习。

美来的命运第三次被打捞起。他想着：不能辜负党的培养，不能对不起这些帮助过他的恩人。这样的朴素念头激励着他刻苦学习，在担任黄岩中学学生会主席的情况下，学习成绩依然名列前茅。

1954年，校长蔡海南动员美来入党。由于美来曾带着民兵到地主家要求减租减息，班上一个大地主家的孩子与他结了仇，在班里诬蔑美来入党的动机是为了考大学。美来听见，心一横便赌气说：“我不入了！你看我考得上考不上！”

直到高考前填报志愿的时候，美来依旧对大学的优劣排名一无所知，只一门心思要报拖拉机专业。“面对黄土背朝天”，农民耕作的苦累是他童年抹不去的记忆，他多么想让农民也用上苏联人的拖拉机啊！他相信，要改变农民的命运，就要学拖拉机，让苏联的今天成为我们的明天。后来听学长说，清华大学的拖拉机专业很厉害，他便依此报了志愿，立下目标。

高考发榜的日子，《解放日报》登了录取名单——美来被清华大学录取了！“贫下中农子弟进清华！”美来的好消息轰动了黄岩县。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他心中的喜悦之情不过如此。

去北京的临行前，哥哥卖了土改得的留声机给美来凑生活费，三姐把自己的小被子送给美来拿去用，黄岩县政府承担了美来的路费，已升任黄岩县人民法院院长的恩人徐振东也亲自到汽车站送别，赠予一支英雄金笔以勉励他努力学习。

这是美来第一次出门。他带着去北京报到的一行学生，先是从黄岩做汽车到宁波，后换乘“闷罐车”到杭州、再换慢车到北京，先后历时六天。

所谓“闷罐车”，就是没有窗户的货车，美来和一车厢的人挤在一起，身边就是马桶，一坐就是几个小时。路上的辛劳让美来病倒了，一到清华就住进了校医院。

由此，美来开启了他的大学生涯。

大学时期的黄美来

大学（1955-1958）

为了培养工农干部，清华团委副书记找到美来，问他愿不愿意担任班长。美来欣然答应了，也这才知道，他考上清华是有工农子弟身份的加分的，心中更深了一层感恩之情。

1955年3月，大学一年级时，美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清华，各地状元云集，农村来的美来感受到了教育资源的巨大差距。大学一年级，除了马列主义课和少数课程得5分（满分）之外，其余课程他都只拿了4分。在当时的标准下，这样的成绩并不理想。

最为头疼的是学画机器图纸的“工程画”这门课。美来只见过锄头，何尝见过机器？仅靠想象画图，简直难如登天。苦于没有任何立体几何的概念，他几乎把每个礼拜天都花在了这门课上面。

所幸，一如小时候遇到过的学业坎坷，美来凭着勤奋努力和一点天赋，用一年时间把成绩追了上来。作为工农子弟中罕见的优等生，清华大学校刊《新清华》专门撰文介绍了他的学习经验。

大三时，美来的坐骨神经出了问题，从上肢到腿的一半身子疼痛难忍，只得申请休学治病。学生处处长告知他，按照规定，休学就必须回家，并且取消助学金。

美来闻讯顿时懵了：“我回家吃什么？怎么治病？”

正一筹莫展时，他在路上遇到了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美来上前汇报了他的困难。刘冰听说后让他放心，答应去安排美来留校和领助学金的事宜。美来于是得以留校治病。因为没钱坐车，他每周走十五公里的路，从清华到协和医院做超声波治疗。这样治了两三个月，病终于好了。

风波（1958-1975）

1958年3月，美来提前复学，组织安排他担任汽0班（60届汽车拖拉机专业）的团支部书记。为了提高大学生的动手能力，学校展开教育革命，创办了清华大学汽车修理厂。老师是厂长，美来担任团支部书记——事实上的主要负责人。在他的带领下，汽0班的学生们在厂里一边学习，一边修汽车。

班里组织工作的频繁接触，使美来和团支部组委芬伦产生了感情。芬伦是天津姑娘，祖父是洋行的经理，世代行商。解放后祖父病逝，芬伦家道中落，受学校党组织的支持，考上了清华。

芬伦的工作能力虽然不算突出，但是为人踏实努力、工作认真负责。在美来的印象里，芬伦就是这样一个忠厚老实的人，尤其听党的话。两个人在工作中自然而然地日久生情，一天晚饭后，美来突然拉起了芬伦的手，芬伦也没有拒绝。

1958年夏天，反右斗争结束后，清华的政治课教师稀缺，校长蒋南翔决定从各系抽调政治辅导员担任教师，重建清华的政治理论课。1960年的一天，时任动农系政治辅导员和学生会主席的美来突然被学校通知去党委宣传部报道，要求他提前毕业参加工作。两个月后，美来又被调去清华政治课哲学教研组，担任助教。

突然的专业改变对所有人来说都是巨大的挑战，但美来毅然服从、毫无怨言，因为他觉得，自己既是被党培养的，那么党的需要就是他的志愿。从《反杜林论》、《唯物论与经典批判论》、《费尔巴哈与法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到《资本论》、哲学史和现代西方哲学的若干流派，他用勤奋和刻苦弥补了知识上的不足。

1964年，美来正带着汽车专业的学生在长春汽车厂实习，突然接到学校的电报，要求他马上回校。原来是中宣部在调研理论课的教研情况时，得知学生对美来的反映非常好，于是安排他在七月的“全国政治理论课工作会议”上发言介绍经验。

美来受到了毛主席的接见，他的教学经验被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接连报道。尤为让美来记忆深刻的，是蒋南翔校长的一句叮咛：“你们在聚光灯下，一定要谦虚谨慎。”即使拥有再多的光环，美来也只不过是哲学教研组的辅导组组长而已，短暂的荣誉过后，他又回归到了熟悉的教学工作中。

1964年美来的政治课教学经验被光明日报刊登

1964年7月17日，毛主席及其他领导人接见全国政治理论课工作会议代表合影

1965年，美来去怀柔从事了一年的“四清”工作，直至1966年6月清华“文化大革命”爆发，才回到学校里。工作组找到美来，让他揭发蒋南翔和清华党委。美来却和工作组辩论，认为清华党委高举毛泽东思想，无可指摘。工作组见无法令美来屈服，又找不到他出身和工作上的污点，只得以“态度不好”的名义给美来戴了“中宣部阎王殿的黑标兵”的高帽回家。而这也为后来美来被拉去“陪斗”的经历买下了伏笔。

清华大学工作组撤走后，美来参加了红卫兵。因为写大字报反对“打倒一切”和“鼓吹无政府主义的极左路线”，美来被打为“二月反革命逆流”。一天傍晚，家里只有芬伦、母亲、5岁的儿子小刚和刚出生的女儿小毅，几个人突然闯进门抄家。他们正翻着房间书架，邻居们都走了出来，你一言我一语，有的说：“你们讲不讲阶级感情？看没看到贫农老大娘在睡觉！”也有的说：“他家都是老人小孩，你们这么做不合适！”几个人便灰溜溜地走了。

随着武斗升级，美来举家回了黄岩老家。三个月后，工宣队和军宣队进校了，来信让美来夫妇回校。他们向好友们借了55元钱，勉强凑足了夫妇和小刚三人的路费；又剩了10元给小毅，把她留在黄岩由母亲和四姐带，夫妇二人心里是说不出的滋味。

1969年，芬伦随着大批清华知识分子被送到江西鲤鱼洲农场进行思想改造，美来则在学校进行工宣队工作。一天晚上开着夜车，宣传队负责人迟群得意地给大家讲自己56年参军的光荣历史。美来不屑地说道：“你是真不容易，我55年入党的。”迟群顿时被气得下不来台。

后来，美来还批评大字报上“知识分子应该以改造为主”的观点是极左路线并向迟群汇报，而迟群说：“这是我让他们写的。”迟群又派他调查清华教师在鲤鱼洲农场劳动的情况，美来汇报时直言：“这简直不是人待的地方，血吸虫太严重！”

美来对自己的信念十分坚持，他的率直也使他得罪了不少人。迟群一伙把他打为反对工人阶级领导的“五一六分子”，多次组织批判，还让远在鲤鱼洲的芬伦揭发批判他。芬伦却坚持信任美来，不做违心的事——尽管这样做的后果是被农场里的所有人孤立。

1963年美来母亲、美来、芬伦、小刚合影

1972年的春天，美来被发配到四川清华大学绵阳分校，他从绵阳给芬伦写信说：“天生我材必有用。”这是他打心底对自己的信心，相信自己的学习能力和是非判断；他也相信——一个人只要抱定一个信念，靠着自己的努力，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里都是会开花结果的。

1973年，美来回京与儿女妻子相聚后不久，芬伦被查出得了血吸虫病。正值内燃机专业成立，学校希望芬伦能够去讲“发动机原理”课程。她担忧自己的身体难以负担这么重要的专业课，有些犹豫。美来却鼓励她去教课，自己承担所有的家务。

1973年全家福

自此，每到周日，美来便端着一个大盆，装着一家四口的衣服去水房洗衣。同楼的教师见此景象，总是笑道：“模范丈夫来了，快给他让地方！”女儿小毅后来也回忆起童年的这段日子，印象最深的就是每天吃饭时，爸爸永远会说：“妈身体不好，肉给妈吃。”家里的香肠、鸡蛋、牛奶，也都要留给妈妈吃。可怜的小毅每当买了一根香肠，都要在家门外偷偷吃完，才敢回家。

平静（1976-1997）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美来被平反。他又回到曾经的政治课教学中，担任起哲学教研组主任。随着芬伦身体好转，她也承担起更多的家务。美来从来不吝惜对妻子的感激和溢美之辞，总对人说：“没有我爱人的自我牺牲和无微不至的关怀体贴，就不可能有我的教学和科研成果。”

1990年，美来从清华以教授的身份被调任为人民日报理论部副主任兼党支部书记，而此前，他一直都在清华从事教育工作。这十几年间，美来几次被领导点名调去烟台大学、甘肃省委宣传部等领导岗位工作，但是清华也同样重视他，没有批准。

这些错失的机会对于美来而言并不是什么遗憾，他只知道，小时候看《三国》时诸葛亮说：“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这句话深深地影响着他的人生选择和人生态度。他对名利看得很薄——一切都是根据党的需要。况且，他还相信“福兮祸之所倚，祸兮福之所伏”。如果当初去了新的岗位，官位或许会更高，但也可能伴随着更大的风险，不如现在内心安详。

1997年，黄美来与李芬伦在鼓浪屿

那些为世人汲汲所求的东西，于他而言，无非是多点钱罢了。名气都是虚的，钱够花就足够了——都是身外之物。

在人民日报工作的日子里，不免有人来行贿以求发表文章。美来一贯回复：“把钱拿回去，我才考虑发不发。不拿回去我绝不发你的文章。”

他名义上是理论部副主任，却实际上承担着一把手的工作事务。报社提出给美来扶正时，有领导说，只有美来离开理论部才能提为正局级——以便他安插自己的人进入。美来向来与这领导自由化的政见有分歧，他坚持理论阵地绝不能搞自由化，于是放弃了提拔的机会，坚守着自己的信仰。

到了办离休待遇的年纪时，美来又因为一些人事巧合而被耽误没办成。许多人觉得他委屈，他却很释然：“不过是一些经济损失，如果为了这点事情闹，身体反而搞垮了。”

他勤奋上进，却淡泊名利；有志向志气，遇到挫折也总想得开。

退休（1998-）

退休后，美来和芬伦过着规律而充实的生活，两人的恩爱似乎从不曾被时间冲淡。美来主动担起一日三餐做饭的任务，因为芬伦的牙不好，他把所有的菜心都留给她吃。

结婚时经济条件不好，美来没有送什么东西，芬伦却也没有嫌弃过他穷。直到条件逐渐宽裕，结婚25年时美来给芬伦买了一只金戒指，此后，每逢五逢十的结婚纪念日，从珍珠项链到红绿宝石戒指，美来从不曾忘记一次。

2002年参加时装表演

2012年，芬伦的阴历与阳历生日恰好是同一天。美来为了给她写一帖毛笔贺信，花三个月时间临摹颜真卿的字帖，写了一百多遍。芬伦想参加报社的时装表演大赛，对文艺一窍不通的美来于是硬着头皮陪她排练、走秀、参加比赛——那是他第一次登台表演，老师也夸他表现得不错。2001年，美来需要做腿部深静脉血栓手术，进手术室前，儿女犹记得他叮嘱的一句话：“照顾好你妈。”这些点滴都是芬伦念念不忘的幸福片段。她常说，美来是世界上最好的丈夫。

两人旅游、打台球、练字背诗、散步遛弯儿，日子过得简单而快乐。每每聊起现在的生活，美来总说：“人老了要有四个东西：老本，老窝，老伴，老友。”

而他们全都拥有。

责任编辑：钟源

校对：栾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