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日历农历阳历表
1976年1月8日，农历十二月初八，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腊八。过了腊八就是年，这一天，老百姓本该祭祖祈福、喜迎龙年。然而，滚滚翻涌的乌云，却遮住了清晨的曙光，惹得老百姓惴惴不安。
上午9时57分，北京305医院，传来了噩耗，78岁的周恩来，在这一天，走完了生命的旅程。人们听到这个消息后，心里“咯噔”了一下。
彼时的中国，在“文化大革命”十年的侵蚀下，正处于混乱、动荡的时期。面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百姓既惶恐又迷茫。周总理的突然离世，令老百姓们失去了“领航灯”，他们不知道自己该何去何从，更不知道中国未来的命运将会如何。
1976年清明节期间，数十万、数百万群众涌向了天安门广场。他们通过献花和献诗的形式，来悼念周恩来总理。
“红心已结胜利果，碧血再开革命花。倘若魔怪喷毒火，自有擒妖打鬼人”；“欲悲问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
据说，4月4日清明节当天，共有200万人齐聚天安门广场。随着悼念活动的高涨，革命的义愤也随之高涨了起来。然而，4月5日清晨，这些献给周总理的花圈、标语，却毫无痕迹地消失不见了。
人们不敢相信眼前的“空空如也”，使劲揉了揉自己的双眼，才接受了现实。那么，一夜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呢？人们悼念周恩来的诗词中，又为何会频频出现“打鬼”、“豺狼”、“魔怪”这样的词呢？
图丨1976年清明节期间，人们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悼念周恩来
这就要从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开始说起。
由于毛泽东年迈多病、周恩来病情恶化。1974年，中央决定由邓小平出任副总理，代周恩来主持国务院的工作。然而，这样的决定，却给了狼子野心的江青等人，沉重的一击。
1974年10月6日，江青去医院探望周恩来，纠缠了两个多小时，希望周恩来能接受她对“人事安排”的意见。周恩来心明眼亮，他自然看得出，江青所谓的“意见”，不过是想要控制政权的手段罢了。所以，周恩来只是面无表情地倾听着，并没有做任何的表态。
然而，周恩来这种不予理睬的态度，却激怒了江青。江青明白，对于自己的“意见”，周恩来是不赞同的。邓小平和周恩来的态度，又基本一致。有他们在，自己的“抱负”终究难以施展。
于是，她一边筹划“长沙告状”，企图离间毛泽东和周恩来、邓小平的关系；一边又通过“风庆轮事件”，攻击周恩来和邓小平。
图丨江青
一切准备就绪后，江青开始了她的表演。
在中央政治局召开的会议上，江青不分场合、毫无预兆地说：“邓小平同志，请您对‘风庆轮事件’表个态吧？”
邓小平怔了一下，随即从座位上站了起来，“这件事还要调查一下，首先应该把情况弄清楚，不能搞强加于人的做法。”
毛泽东之前说过，得出任何结论之前，都要先做好调查。没有调查过的事情，就不要妄下结论。江青作为毛泽东的第四任妻子，自然听得出邓小平话中的道理。而且她当时确实也拿不出什么实质性的证据，于是她一下从椅子上“跳”了起来，提高了嗓门，指着邓小平“口吐芬芳”。
姚文元、张春桥见状后，也来了精神，两人一唱一和地跟在江青的后面，不问青红皂白地攻击邓小平。邓小平为了避免口舌之战，随即站起身来，愤然离场。
江青等人见邓小平走后，像是拔掉电源的音响一般，立刻就安静了下来。他们眼珠一转，迅速密谋起了如何向毛主席告状的事。于是在次日清晨，王洪文便瞒着周恩来和中央政局多数人员，擅自飞往长沙去见毛主席。
王洪文见到毛泽东后，摆出一副忠于毛主席，既焦虑又惶恐的样子，煞有介事地跟毛泽东说：
“周总理虽然有病，但还昼夜忙着找人谈话，经常去总理那里的有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他们频繁来往，一定和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有关。”
他心里盘算着，料定毛泽东听完这话后，一定会怀疑周恩来等人。只要毛泽东不信任周恩来，“四人帮”就有机会实现自己的野心。
然而，令王洪文始料未及的是，毛泽东并没有相信他的话，反而厉声道：
“有意见当面谈，这么搞不好！要跟小平同志搞好团结。又说，你回去要多找总理和剑英同志谈，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你要注意她。”
王洪文悻悻而归，筹谋计划了半天，也没能如愿以偿。可当时的“四人帮”，不知道从哪里来的自信，即便得不到毛主席、党中央和人民的支持，也一定要实现自己的野心。
终于，时间来到了1976年1月8日。
为了控制舆论，姚文元直接控制了官媒。他命令《人民日报》总编辑鲁英，在刊登“周恩来去世”的消息时，不要占用过多的篇幅；不允许官媒将其评价为“马克思主义者”；更不允许人民放置他的遗像，或是为他佩戴黑纱。
周恩来，既是“一个伟大人格的代名词”，也是“一个民族不朽精神的代名词”。他一生为了中国百姓鞠躬尽瘁，生病住院期间，没有一天在休息，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心心念念的都是党和人民。
周恩来曾对邓颖超的秘书赵炜说：“把我的骨灰撒到祖国的江河大地去做肥料，这也是为人民服务。活着为人民服务，死后也要为人民服务。”临终前，也不止一次地强调，“葬仪要从简，规格不要超过中央的任何人，一定不要特殊化。”
这样一位为民着想、鞠躬尽瘁的好总理，却被江青等人以各种缘由，而各种不尊敬。百姓们颤抖地拿着报纸，他们为周总理抱不平，更因四人帮的丑恶嘴脸而愤怒。
图丨人民反对四人帮
1月11日，百姓们齐聚北京长安街，目送周恩来的灵车驶向八宝山。吴瑛在《在沉痛悼念的日子里》一文中，记录了那天的场景：
天灰蒙蒙的，又阴又冷。长安街两旁的人行道上挤满了男女老少。路那样长，人那样多，向东望不见头，向西望不见尾。人们臂上都缠着黑纱，胸前都佩着白花，眼睛都望着周总理的灵车将要开来的方向。一位满头银发的老奶奶拄着拐杖，背靠着一棵洋槐树，焦急而又耐心地等待着。一对青年夫妇，丈夫抱着小女儿，妻子领着六七岁的儿子，他们挤下了人行道，探着身子张望。一群泪痕满面的红领巾，相互扶着肩，踮着脚望着，望着……
夜幕开始降下来。几辆前导车过去以后，总理的灵车缓缓地开来了。灵车四周挂着黑色和黄色的挽幛，上面装饰着白花，庄严，肃穆。人们心情沉痛，目光随着灵车移动。好像有谁在无声地指挥。老人、青年、小孩，都不约而同地站直了身体，摘下帽子，静静地望着灵车，哭泣着，顾不得擦去腮边的泪水。
然而，这样令人动容的“十里长街送总理”，却并没有出现在当日的报刊上。“四人帮”一心想着自己的私欲，完全不顾民意，处心积虑地想要转移群众的视线。
图丨十里长街送总理实况
3月11日开始，各大报刊上，陆续刊登了一篇名为《大辩论带来大变化》的文章，第一句便是“全国人民都在关心着清华大学关于教育变化的大辩论”。3月15日的追悼会，“四人帮”等人更是不允许任何平台，以任何形式转播。
图丨各大纸媒在周恩来去世期间刊登的内容
“四人帮”这种垄断媒体，控制舆论，阻扰人民群众悼念周恩来的“司马昭之心”，彻底激怒了广大的人民群众。
为了给敬爱的周总理讨回公道，在1976年的清明时分，人们自发组织起了“天安门”悼念周恩来的活动。
4月4日清晨，人们陆续来到了天安门广场。把花圈和标语，摆放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下。
俯瞰那天的天安门广场，人们在花山诗海中攒动。诵诗的人气势激昂，抄诗的人雷鸣鼓掌。人们呐喊着、欢呼着，只为了纪念敬爱的周总理，只为了给自己、给祖国赢一个光明的未来。
图丨1976年“四五运动”
江青等人见此盛况，唯恐一发不可收拾，便下令赶人、清“花”。命令手下，立即将那些花圈、标语，运送到八宝山烧毁。
随后，他们还发动“广播宣传车”，强行开进拥挤的人群中，命令大家立即离开广场。还给这场自发的悼念活动，戴上了“反革命”的帽子。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大家听到“四人帮”这样的说辞，更是下定了抗争到底的决心。为了不让江青等人收走花圈，人们想尽了各种办法。据说当时有一个工厂，还专门做了个铁制的花圈，用吊车一路吊着放到了天安门广场。
眼看人民群众悼念周恩来的情绪越来越高涨，江青等人急得跳了脚。于是，他们紧急调了“1万多民兵，3000名警察，和5个营的卫戍部队”，带着木棍，边殴打群众、边逮捕领头分子，用武力强行清退了拥挤的人群。
图丨1976年人民在天安门悼念周恩来
“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四人帮的一意孤行，彻底失去了民心。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当时的“四人帮”，大概并不明白，没有群众基础的任何组织，都是一盘砌不出城堡的散沙。
此时的他们，犹如舞台上的“过气演员”般，在没有灯光、舞美的黑暗中，说着没有人鼓掌的台词。1976年10月，“四人帮”最终被粉碎，江青等人也得到了法律的制裁，算是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了应有的代价。
“1976年10月6日江青被捕，1977年7月，中共第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江青被永远开除党籍；1980年11月20日至1981年1月25日，江青被判处死刑且缓期两年执行。1983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将对江青原判处死缓，减为无期徒刑，但原判处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变。1991年5月14日，江青在秦城监狱自杀身亡。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正义或许会迟到，但绝不会不到。“黄浦江上有座桥，江桥腐朽已动摇，江桥摇眼看要垮掉，请总理指示，是拆还是烧？”正如诗中所写的那般，粉碎“四人帮”，既是人心所向的一件事，也是人民群众对周总理的承诺。
近几年，中国的“外交天团”受到了国内和国际的很多关注。而作为中国第一位外交部部长的周恩来总理，他身上积极进取、刻苦好学、求真务实、勇于创新等可贵精神，也一直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又是一年清明时分，谨以此文，悼念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
图丨周恩来与邓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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