寺院对寺院的风水(庙宇寺院风水怎么看)

导语：看《长安十二时辰》，浅析长安寺院，对政治、经济、城市格局和文化产生哪些影响

近期网络热播的历史影视剧《长安十二时辰》火爆荧屏，受到观众给予极高的评价；这部影视剧改编于马伯庸原著，真实再现了盛世唐朝的生活状况；剧中展现了大唐“开放包容、多元一体”的景象，富足、自信、包容的大唐人，穿胡衣、吃胡食、佩戴外来珠宝、欣赏外来奇花异草、奇珍异兽、热衷于室外运动，剧中所展现的唐人生活场景无不体现了大唐王朝海对世界人民，对外来事物的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胸怀。

看一个王朝有多开放，多包容，就要看这个王朝对不同宗教的态度，李唐王朝对不同宗教都采取一种较为宽松的态度，儒家思想为统治者指导思想，道教被尊崇为国教，佛教被多位帝王所推崇。除此之外，在《长安十二时辰》中，外来宗教也在长安城扎根繁荣，剧照张小敬追踪查案，跟踪歹徒来到袄祠，这个袄祠就是袄教的宗教场所；剧照还有一个跑酷卖萌的波斯王子，波斯寺执事伊斯，这个波斯寺就是大秦景教。

此外，唐朝长安城还有伊斯兰教、摩尼教（明教）、以及昆仑奴葛老领导的“地下长安”组织等等五花八门宗教和组织，使得长安城寺庙、道观、清真寺等各种宗教场所林立，有如一种“多少楼台烟雨中”的意境。本篇文章借助《长安十二时辰》这个话题，来深入剖析长安城内影响最大的两个宗教，佛教和道教。长安城内有哪些寺院？对长安城的发展有哪些影响？唐代长安城宗教为何这么兴盛？

唐朝长安城内寺庙、道观既是佛道二教与世俗生活交流的一个平台，也是佛道文化共同发展的实体证明；唐朝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都开创了历史上少有的盛世局面，在此背景下，佛道二教也得到迅速发展，寺庙、道观数量井喷式的增加，特别是长安城已成为寺院、道观的主要集中地；毫无疑问，佛道二教也对唐朝的政治、经济、文化都有深刻的影响。唐代长安城内都分布哪些寺庙？由于文章篇幅有限，本文着重讲述佛教寺院。

唐之前，佛教发展简史，佛教在西汉末年传入中原，东汉时期流传于统治阶级上层社会，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发展进入高潮期，隋唐时期，特别是唐朝大力推崇佛教，大兴广建寺庙，佛教发展达到鼎盛时期。唐朝初建伊始，就出现了激励的佛道之争，李唐王朝为了彰显其“君权神授”的正统，尊道家老子为先祖，因而最终道教取得了胜利。

《集古今佛道论衡》记载，唐太宗向寺僧说“彼道士者，止是师习先宗，故列在前。今李家据国，李老在前，若释家治化，则释门居上。”

以上资料可知，道教取胜的原因，唐王朝巩固后，唐太宗重新审视佛道二教政策，从治化功能考虑，肯定了佛教的积极作用。此后，唐太宗又派玄奘去天竺求经拜佛，玄奘载誉归来，轰动长安城，唐朝廷支持玄奘译经讲学，这为佛教的法相宗的建立创造了条件。

唐太宗之后，佛教历经唐高宗、唐中宗大力推崇后，到了唐睿宗时期，已经实行了佛道并重的政策，女皇武则天将佛教的发展推向了顶峰。

《资治通鉴》记载武则天“令西京，诸州各置大云寺一区，藏《大云经》”。“释教开革命之阶，升于道教之上。”《旧唐书》记载，武周之世“铸浮屠，立庙塔，役无虚岁。”

唐玄宗是一位崇尚道教的君主，对佛教虽然采取一些限制，但并没有打压佛教，唐王朝的太平盛世，让玄宗踌躇满志，以自信、包容、博大的胸怀容纳各种宗教意识。安史之乱后，唐宪宗从法门寺迎佛骨，引起全国性崇佛热潮；佛教历经唐肃宗、唐穆宗、唐敬宗、唐文宗的膨胀式发展，终于影响到了唐朝经济，朝廷势力受到威胁，终于引发武宗灭佛事件。

总之，唐代大多数帝王都对佛教采取扶植与鼓励政策，其最直接后果就是佛教寺院规模大、数量多、分布广泛、信徒众多，特别是在唐都城长安城表现尤为明显。唐代在长安城都建立哪些著名寺院呢？

初唐到盛唐时期是长安寺院发展的高峰，史料记载这一时期寺院共56所，加上隋代留下来的寺院71所，长安城寺庙总数已经超过了120所，本文收集史料，整理唐朝时期出有确切记载的著名寺院如下：

唐高祖时期，证果尼寺（位于丰乐坊，原隋圣光寺），慈悲寺（位于光德坊，沙门昙献），会昌寺（位于金城坊），福林寺（位于安定坊，原隋律藏寺），胜业寺（位于胜业坊），崇义寺（位于长寿坊），灵安寺（位于嘉会坊），弘法寺（位于长寿坊），楚国寺（位于晋昌坊）。

唐太宗时期，云华寺（位于长乐坊），宝昌寺，兴圣尼寺（位于通义坊），龙兴寺（位于颁政坊），宏济寺，弘福寺（位于修德坊），证空尼寺（位于颁政坊），瑶台寺，大慈恩寺（位于晋昌坊），崇圣寺（位于崇德坊）。

唐高宗时期，龙华尼寺（曲江北），广福寺，西明寺（位于延康坊），青龙寺（位于新昌坊），资圣寺（位于崇仁坊），崇敬尼寺（位于靖安坊），建福寺（位于曲池坊），法乾诗，招福寺（位于崇义坊），太原寺（位于休详坊），千福寺（位于安定坊），大开业寺（位于丰乐坊），光德寺（位于光德坊）。

武则天时期，恒济寺，光宅寺（位于光宅坊），魏国寺，宝德寺，圣善寺，兴唐寺（位于大宁坊），奉恩寺（位于居德坊）。唐中宗时期，永寿寺（位于永乐坊），报恩寺（位于崇德坊），绍唐寺，镇国大般若寺（位于布政坊）。唐睿宗时期，大安国寺（位于长乐坊）。

唐玄宗时期，静住寺（位于安兴坊），静住寺（位于安兴坊），新都寺（位于延福坊），宝台寺，显圣天王寺（位于颁政坊），天长寺，太平寺，保寿寺（位于来庭坊），兴庆寺。唐肃宗时期，定国寺。唐代宗时期，章信寺，宝应寺（位于道政坊），保唐寺。唐德宗时期，贞元普济寺（曲江南）。唐宪宗时期，奉慈寺（宣阳坊），广福寺（位于永兴坊），义阳寺。唐文宗时期，延唐寺，唐武宗时期，护国寺（位于永昌坊），华阳寺（位于兴宁坊）。

有唐一朝，修建佛寺最多的时期是唐太宗到唐玄宗时期，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国家经济实力雄厚，有足够财力和物力修建佛寺；到了武则天时期，也大力兴建石窟和佛寺，但她常居于洛阳，故在长安所建寺院不多。中晚唐时期，经过统治者崇信佛教，但国库空虚、财政拮据，佛寺发展受到很大影响。

长安城寺院分布是不平衡的，在地图上给人以满天星斗的感觉，这也与唐代盛行的舍宅为寺有关。

《寺塔记》记载长安16个寺院中，大约有9寺是由藩邸或住宅改成。《长安志》记载“唐高祖龙潜旧居，武德元年以为通义宫，贞观元年立为兴圣尼寺焉。”

长安寺分布有如下几个特点：第一，以朱雀大街为中轴，两边城区寺院分布不平衡，西区密集东区稀疏。根据《唐两京城坊考》记载，寺院最多的三条街全在西城区，分布为西三街21所，西四街19所，西五街16所；而东城区寺院最多三条街分别为东三街13所，东五街11所，东四街9所。

在有寺院的坊中，寺院的数目多少不一，多则分布四、五所寺院，少则有两、三所，大多数只有一所。拥有四、五所寺院的坊，可以组成一个寺院群，例如布政坊（法海寺、明觉寺、善果寺、镇国大波岩寺、济法寺）、颁正坊（证空尼寺、护国天王院、建法尼寺、龙兴寺）等等。

第二，长安城大多寺院都位于所在坊的边角位置，拥有多个寺院的坊，在各角都有寺院分布；寺院位于一角的位置，与原来分布各坊的宅院位置有关；这样的位置既远街市的喧嚣又能便捷地与外部联系。既便于善男信女前去参拜，同时也方便僧侣们进行日常所需的生产活动。在寺院规模上，有的寺院占地能达到半坊，例如大慈恩寺、大兴善时、大安国寺等等。

第三，长安城重点寺院地位突出，唐初，寺院分为“京寺”和“诸州寺”，开元时期确立“按州置寺”原则，把全国寺院分成三等，京师寺院地位最高；到了唐朝后期，长安寺院又分为“大寺”和“坊内小寺”。长安城内的寺院地位高于州府大寺，特别是一些大寺，是皇家大寺或皇家功德寺，皇家和官府拨给土地，出资金支持建设。

《长安志》记载唐高宗时西明寺，“除了口分地外，别有赐田庄，所有供给并使国家供养。”

由此可见，唐代长安城一些大寺，朝廷不仅拨给土地，赐予田庄，其寺内人员所有花销都由国家供给，这些寺院占地面积广大，其地位还受到官府和皇室保护，不仅如此，唐朝统治者往往钦定著名高僧，主持大寺，例如，荐福寺的义净，慈恩寺的玄奘，青龙寺的慧果等等。

统治者非常重视明僧效应和佛事活动，唐朝的很多重大政治活动都与这些寺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例如庆祝帝王寿辰，迎送佛牙佛骨，行香设斋等，大多集中在这些有名僧的大寺，例如西城区的荐福寺、西明寺、行善寺、大慈恩寺等等。

无论是儒教、道教和佛教在唐朝都得到了一定发展，他们除了履行传统的思想功能，宗教祭祀功能之外，还对长安城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以及城市建设都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我们来看看佛教寺院对长安城有哪些影响？

构成朝廷管理机构的一部分，隋唐以前朝廷对寺院的管理，以僧官管理为主，隋唐以后，寺院管理逐步纳入正式的衙司系统之内，在唐朝，形成了中央与地方两级寺院管理机构，其中京城的寺院直接隶属于中央垂直管理，成为京城政治机构组成部分，这一安排改变了寺院单纯属于宗教范围的属性。

《新唐书·百官志》记载“天下僧尼、道士、女官，皆隶属鸿胪寺；武后元年，以僧、尼隶祠部；开元二十西年，道士、女官隶属宗正寺；会昌二年，以僧尼隶主客，至六年废，而僧尼两街功德使。”

由此可以看出，佛教寺院的管理，从鸿胪寺到祠部，再到两街功德使，纳入了世俗官僚机构的管理，这时宗教事务开始与世俗政权相融合，寺院权力的上升既表面佛教对政治机构的影响，也是统治阶级对宗教利用和控制的体现。

协助朝廷进行政治管理，佛教寺院是朝廷管理机构的一部分，虽然不是政治权力的主流，但寺院以独特的方式参与协助朝廷进行政治管理。当李唐王朝为了彰显自己政权的“君权神授”的合法性，他们认道家创始人老子为先祖，使道教为国教。

无独有偶，武则天为了谋取皇位，则利用佛教来宣扬自己坐拥天下称帝的合法性，她在长安、洛阳、各大诸州设置大云寺，并将伪造的《大云经》藏于寺中，利用寺院和经文为自己夺取皇权披上合法的外衣。

《旧唐书·则天皇后纪》记载“载初元年，有沙门十人伪撰《大云经》，表上之，盛言神皇受命之事，制颁于天下，令诸州各置大云寺，总度僧千人。革唐命，改国号为周，改元为天授，大赦天下。”

由此可见，武则天借助寺院机构的宗教权威，利用佛教寺院的神秘性为自己的统治披上了合法的外衣，长安寺院成为统治阶级对唐人进行思想统治的重要工具，借助佛教寺院使统治者形象和地位神化。

丰富了唐朝廷经济形式，我国古代经济一直以农业为中心，还包括农业、手工业、畜牧业和商业，寺院不仅占有大量肥沃田地，还拥有大量随土地而获赠的劳动力，农业经济理所当然成为寺庙经济的一部分。寺院经济以农业为主，同时也涉及到制造业，商业等其他经济部分。

笔者认为，长安城寺院的盈利活动更多的是体现在商业和邸店经营上，商业经营中最具代表性就是碾硙经营，长安佛寺广占河渠，甚至太平公主也与僧争碾硙。仅仅在长安城附近，京城王公和寺院、道观争相碾硙，数量之多，进白渠就有70多所。

《全唐文》记载，唐初年寺院僧人热衷于经商“嗜欲无厌，营求不息，出入闾里，驱美田产，聚集货物”，“估贩成业”。

长安城内富裕的寺院还进行邸店经营和开展出租业务，《文苑英华》记载，长安佛教寺院在开设邸店多处，长安的罗汉寺还从事租赁业，以赚取经济利益。由此可知，长安佛教寺院丰富了城市的经济形式，是城市生活的重要补充，此外，在寺院中还存在一种具有农奴身份“净人”阶层，这些人被寺院剥削，进行劳动，随着寺院经济壮大，已形成了实际意义上的剥削制度。

寺院无限扩大产生威胁，有唐一代，寺院经济迅速壮大，并形成庄园，朝廷通过立法授田的形式，确立寺院对土地的合法占有，并且寺院还有免除赋税的权力；除了通过官方授田外，皇家的大量捐赠和赏赐使寺院的土地规模进一步扩大。寺院土地的无限扩大，带来了一系列社会问题，特别是到了唐朝后期动荡的社会局面，为转嫁矛盾，摆脱经济困境，终于向寺院下手，从而发生了武宗灭佛运动。

笔者认为，唐代寺院土地不断扩张，本质是对唐朝廷确立均田制的破坏，他们占有大量肥沃耕地，却不纳税，造成人地矛盾紧张；而使交纳赋税的农民可耕地面积缩小，直接影响了以农业税收入为主唐朝廷的财政收入，从而对朝廷构成威胁。

寺院对长安城市格局产生直接影响，唐代长安城大体格局是，在长安外郭城以内，皇城以外，朱雀大街纵贯城市南北，东西分为两城，东为万历，西为长安，分别管辖五十四坊和五十五坊，这种城市格局在三百多年并无大规模扩建，坊内以民居和官邸店铺为主，城区土地没有明显增加。

然而，随着寺院数量的增加，占地面积扩大，必然会竞争城市建设用地，导致居民区面积逐渐缩小；大部分寺院都是统治者亲自赏赐和批准的，多建在长安城北部繁华地带，使得贵族官宦和普通百姓被迫向南部空旷地带转移，从而使长安城建设重心转移，导致整个城市格局发生了变化。

笔者认为，大量寺院的出现对长安城的绿化工程做出了不小贡献，使得唐都城生态环境得到改善，空气清新，绿意盎然，生气勃勃，良好的居住环境对外来人口更具吸引力；长安城水源丰富，穿城而过的水渠不仅为皇室贵胄、城市居民提供生活用水，也成为寺庙建设的风水宝地。

另外，寺院内还大量种植奇花异草等观赏植物，其中以牡丹花最为突出，唐人崇尚牡丹，寺院种植牡丹不但能引领潮流，还能赚取经济利益，真是一举两得。寺院内树木品种繁多，每个寺院都有自己的特色，有的寺院有深竹，有的寺院有新栽小竹，有栽种果树，也有栽种青松，还有的以桃花闻名，以梨树出彩，总之，正是因为大量寺院的存在，使长安城处于一个绿树成荫，鸟语花香的世界中。

笔者认为，长安城大量寺院对唐朝政治、经济以及城市格局都产生深远的影响，但长安城受寺院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文化思想方面；寺院既是传播佛教文化的场所，也是宗教文化与世俗文化相交流和融合的一个平台，寺庙建设汇集了域外特色的建筑风格，为长安城增添了独特的异域风情，经过佛教与儒家、道教数百年的融合，寺院文化已经形成唐京城文化的一部分，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皇宫和百姓。笔者从以下三点来阐述寺院对京城文化产生深远而广泛的影响。

塔寺映衬、中西合璧建筑艺术，我国早期寺院多为住宅式的私邸或官署，到了南北朝时期发展到塔庙或石窟寺的风格，到了隋唐时期形成南边建塔，北边建殿，周围绕以门廊新的建筑形式。长安寺院建筑的典型代表慈恩寺，该寺采用青砖建造的塔，在我国建筑上是一大进步，另外，线条刚健，形体庄严的远望寺塔给人以巍峨气势。

荐福寺塔也是采用塔寺结合的建筑风格，形体玲珑秀丽，体现了极高的建筑技巧，这一切都得益于工匠们不仅继承了传统的民族建筑风格，更是吸收了西域的建筑艺术。荐福寺密檐式的结构特点，就是吸收西域塔寺建筑风格的典型代表。

高僧汇聚，促进中外交流，长安寺院曾汇集众多高僧前来讲学传道，其中以弘福寺和庄严寺最为著名，先后有玄奘、玄会、灵涧、僧辩、法云、智笃……等等高僧大德；除此之外，普光寺、胜光寺、慈恩寺、总主持寺等寺院都有高僧活动，这些高僧为弘扬佛法做出了巨大贡献。

高僧在传道讲学过程中，促进宗教间国际交流，从而也促进大唐与世界的文化交流，例如玄奘去西天天竺取经，促进中印佛学交流，同时他的经历被弟子笔录成《大唐西域记》，这不仅是地理著作，也是众多文学佳作的蓝本。另外，日本名僧空海就在青龙寺学习佛教密宗经典，回到日本后成为了“东密”祖师，所以说，青龙寺对中日文化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

长安寺院是艺术殿堂，文学创造的源泉，长安城内的寺院凭着其政治、地理、环境、人文景观优势，吸引了无数文人骚客在此吟诗作赋，他们的作品在唐朝文学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全唐诗》中有大量描写长安寺院的诗句，还收录名僧诗人两千五百多篇。

除此之外，长安寺院内留下了大量名家书画之作，给长安城留下珍贵的文化遗产，寺院的门额和牓、碑等处留下了众多名家书法真迹，例如，颜真卿、吴通微、韩择文、怀素、王羲之等等。长安寺院在传播佛教知识，丰富人们文化生活，保存名人真迹等方面做出了贡献。

参考文献：《新唐书》、《旧唐书》、《资治通鉴》、《长安志》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