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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的文明起源研究中，春节起源的可靠时点仍然是一个谜。现在，我们所说的春节是农历正月初一，这个规定是北洋政府在1914年1月宣布执行的。在此之前的数千年，我国传统上则称农历正月初一为元旦，而以立春为春节。

辛亥革命以前，我国以立春为春节

立春为二十四节气之首，时间在公历2月3日—5日之间。二十四节气是通过观察太阳的周年运动而形成的知识体系，2016年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属我国重要的一项传统文化。在立春这一天，太阳位于黄经315°，古人以这一天表示一年的开始，故立春的含义是春天来临。在汉武帝时期，来自蜀地阆中的落下闳制作浑天仪，通过观测二十八宿的赤道距度，并将二十八宿与二十四节气结合起来运用在了太初历的制定中。因此，后来人们把落下闳尊称为“春节老人”，阆中也因此享有了“春节文化之乡”的美誉。

阆中古城宣传海报

落下闳出现在古代四川不是偶然现象。无论是从三星堆文化和金沙文化等考古材料看，还是从历史文献的记录看，都可以证明古代蜀地有悠久的天文学传统，故科技史专家吕子方教授有“天数在蜀”之说。[1]

适值虎年将近。通过对三星堆文化的研究可以发现，春节的文化渊源或可上溯至三星堆文化时期，且春节的起源与对虎的崇拜有密切关系。下面 ，我们就谈下这个问题。

从考古材料来看，我国先秦时期的夏、商、周三代仍处在观象授时的阶段。根据《左传》记载，殷商人以大火星为主星，这已经被殷墟卜辞所证实。根据考古学家常玉芝的研究，在殷墟文化时期，殷历岁首在夏历五月（即所谓殷正建午），并以新月初见为月首。[2]殷历有大月、小月，其置闰一般在年末，一年有十三月、也有十四月的情况，这些情况表明殷人对日、月运行的规律还没有很好掌握。春秋时期，我国出现推步历法，当时的学者认为殷正建丑（夏历十二月），甲骨文的出现证明了这一说法并不可靠。

记录有月相的西周颂壶铭文

周武王灭商以后，周人继承了殷代历法，仍以新月初见为月首，并称之为“朏”，同时使用“既生霸”、“既死霸”、“既望”等名称来记录月相。但在纪年上，周人使用了不同的岁首。春秋时期的学者认为西周历法为建子，即以冬至为岁首。通过对大量的西周青铜器纪时铭文进行研究可以发现，整个西周时期确实存在建子的时期，但也存在大量建亥、建丑的情况，这在西周末期的宣王、幽王时期表现得尤其突出，这说明春秋时期出现的“周正建子”的说法仍不准确。

由上可见，商、周二代的历法与今天的春节起源均没有联系。根据司马迁的记载，夏正建寅，即夏代历法把正月称为寅月。《史记·历书》说：

昔自在古，历建正作于孟春。于是冰泮发蛰，百草奋兴，秭鳺先滜。

又《大戴礼记·诰志》说：

虞夏之历，正建于孟春。于是冰泮发蛰，百草权舆，瑞雉无释。[3]

《夏小正》与夏代历法关系密切

《诰志》的“无释”，即《史记》的“先滜”之讹；《诰志》的“瑞雉”，即《史记》的“秭鳺”，也就是子规鸟，今称为杜鹃。《史记·历书·索隐》说：

古历者，谓黄帝调历以前有上元太初历等，皆以建寅为正，谓之孟春也。及颛顼、夏禹，亦以建寅为正。[4]

尽管，这里没有提到“立春”，但我们也可以发现，在三代历法中，夏代历法与春节的起源关系最密切。在《寻找夏文化的文献基石：先秦文献与〈史记〉之“夏”的年代学差异》这篇文章中，笔者揭发过一个事实，《尚书》、《左传》、《竹书纪年》等先秦文献均把颛顼、尧、舜等所谓的五帝时期人物视为夏代人物，即在先秦人观念中，虞夏实际上被视为一代，故《大戴礼记》把建寅视为“虞夏之历”，这与《尚书》、《竹书纪年》等文献的说法相合。

就目前而言，“夏正建寅”还只是一种停留在文献上的记录。那么，这种说法究竟可不可信？要说明这个问题，首先需要确定夏都在哪里。

当前，我国学界支持“二里头夏都说”的学者较多，这个观点是以肯定《史记》的先五帝、后三代的线性发展体系为前提的。如前所述，先秦人观念中的“夏”与《史记》的“夏”不是一回事，关于这方面的内容，笔者在《清华简〈楚居〉横空出世，〈史记〉的三代框架成疑》、《〈史记·夏本纪〉为何不见后羿代夏？先秦人认为，夏亡于后羿》、《寻找夏王朝，文献基础够坚实吗？从〈夏本纪〉的几个怪现象说起》等文章中也有分析，因此，不宜以《史记》的年代体系为基础来研究夏文化是可以断言的。同时，笔者在《夏商并行论：广汉三星堆遗址、成都金沙遗址为夏文化的22条证据》等多篇文章中谈到了三星堆文化为夏文化的观点。下面，我们就以此为基础，进一步来讨论“夏正建寅”的问题。

三星堆神树有鲜明的天文历法元素

在《史记·天官书》中，建寅也称“岁在摄提格”。摄提格也叫岁名，《尔雅·释天》记录了一套完整的岁名，依次为摄提格、单阏、执徐、大荒落、敦牂、协洽、涒滩、作噩、阉茂、大渊献、困敦、赤奋若，对应十二地支的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子、丑。[5]

摄提格这一套岁名，因为没有办法用汉语来解读，故长期被学界认为是“舶来品”，比如郭沫若认为来自巴比伦语[6]，竺可桢认为来自梵语[7]，甚至还有学者比附希腊语等。直到历史语言学家聂鸿音、黄振华指出，这一套岁名全部可以用藏缅语族的语言来进行解读，这个问题才得以初步解决。具体为：摄提格（如藏语读虎为stag）对应虎，单阏对应兔、执徐对应龙、大荒落对应蛇、敦牂对应马、协洽对应羊、涒滩对应猴、作噩对应鸡、阉茂对应狗、大渊献对应猪、困敦对应鼠、赤奋若对应牛。[8]

三星堆一号坑出土虎形金箔

这样看来，《尔雅》的这套岁名就是汉语说的“十二生肖”。藏缅语属于汉藏语系的一个语族，与汉语关系密切，主要分布在我国的西南地区，与三星堆文化的核心分布区域正合。三星堆文化以及与其有密切关系的金沙文化出土的青铜神树、太阳神鸟等文物均有发达的天文学元素，这已为学界所肯定。同时，根据范勇[9]、柯亚先[10]的研究，我们现在使用的十二生肖中的动物，除了猴和兔，其他十种动物形象均见于三星堆，而猴和兔又是西南地区极为常见的动物，故范勇先生认为，十二生肖文化就是起源于三星堆文化。

从出土材料来看，三星堆遗址出土了龙虎尊、虎形金箔、石虎、镶绿松石青铜虎等重要文物，虎文化的元素表现相当突出。在后来出现的四象文化中，白虎也是西方的象征。同时，西南地区的彝族、土家族等兄弟民族也有渊源流长的虎崇拜文化。但仅凭这些考古学和民族学材料，我们还不足以说明为什么夏人把第一个月称为寅月（虎月）。

西汉四象之白虎瓦当（西安汉城遗址出土）

前面引用《大戴礼记》时我们提到，先秦人观念中的虞夏本为一代，类似的记录还存在于《尚书》、《左传》、《竹书纪年》、《墨子》等先秦文献。《左传·哀公元年》说，少康“逃奔有虞”，“虞思于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诸纶”。这说明虞族和夏族是有联姻关系的。《国语·鲁语上》又说：

有虞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尧而宗舜；夏后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鲧而宗禹。

夏后氏和有虞氏均“禘黄帝而祖颛顼”，这种说法表明二族在联姻的基础上可能还存在政治结盟，并由此形成了祭祀文化上的认同。因此，虞文化在虞夏联盟中的地位问题有可能成为破解“夏正建寅”的又一关键点。

从文字角度说， 虞字从虍从吴，像一个戴着虎头的人形，这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考古学材料中经常出现的所谓“虎食人器”。三星堆遗址一号坑出土了一件青铜龙虎尊（K1：158、258），该器出土时口沿已残，残高43.3厘米，肩径32厘米。龙虎尊肩上铸有高浮雕的三龙，在尊腹部和肩部龙头上的扉棱将腹部花纹分隔成为三组，每组花纹为高浮雕的虎和人。其中，虎作噬人状。[11]

三星堆一号坑出土龙虎尊

我们知道，1957年在安徽阜南的月儿河也出土了一件龙虎尊。这件龙虎尊通高50.5厘米，口径45厘米，腹围 122厘米，腹深41.5厘米，[12]在造型与纹饰方面与三星堆出土的龙虎尊十分相似。不同点在于，三星堆龙虎尊的人头已进入虎口，而阜南龙虎尊的人头尚未进入虎口中。从2014年开始，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武汉大学考古系组成台家寺遗址考古队，对阜南台家寺遗址进行了发掘。考古发掘表明，台家寺遗址的建筑规模在南方地区仅次于三星堆与盘龙城遗址，其年代与洹北商城相当。[13]

阜南月儿河出土龙虎尊

为什么安徽阜南和四川三星堆会同时出现形制如此相近的龙虎尊？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历史文献中去寻找答案。在《尚书》、《楚辞》等先秦文献中，均有禹娶涂山氏女的记载。我们知道，早期文献普遍肯定大禹生于西羌，且将地点指向今四川境内的汶山郡。而关于涂山氏的居地，早期文献无载，从东汉开始，出现了多种互异的说法，比如常璩认为在今重庆境内，杜预认为在寿春东北，即今安徽怀远；《越绝书》又认为在今浙江绍兴。以上诸说，应以安徽说为胜，但不太可能在怀远。《大戴礼记·帝系》说：

禹娶于涂山氏之子，谓之女憍氏，产启。[14]

女憍，《史记·夏本纪》张守节正义引此文以及司马贞索隐引《世本》并作“女媧”[15]，《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则作“女嬌”[16]，《汉书·古今人表》作“女趫”。又《世本·姓氏篇》言：

天皇封弟娲（原字从王从呙）于汝水之阳，后为天子，因称女皇。其后为女氏，夏有女艾，商有女鸠、女方，晋有女宽，皆其后也。[17]

根据《汉书·地理志》记载，阜南地区在汉代属汝阴郡，这表明西汉时期的汝水在阜阳以北。今流经阜阳的河道为颍水，根据胡天生先生的研究，现在的颍水正是古汝水。[18]由此 可见，涂山氏的传说很可能与阜南台家寺遗址有关。至于《世本》说封女娲者为天皇，而古代的天又称“宇”，宇古又作“㝢”，㝢和禹可通，因此，《世本》的说法可能只是传说变异所致，不足为怪。

据《左传·哀公元年》记载，有仍氏之女为夏后相之妻。有仍氏，《韩非子·十过》和《离骚》作“有戎”，《诗经·长发》作“有娀”，《史记·殷本纪》作“有莘”，《世本》作“有辛”，《吕氏春秋·本味》作“有侁”，《汉书·古今人表》作“有㜪”，《竹书纪年》和上博简《容成氏》作“岷山”，《离骚》作“蒙山”，《国语·晋语一》作“有施”，《左传·昭公元年》作“姺”，《玉篇·女部》又作“嫀”。从历史文献看，有仍氏对应的考古学文化有可能是山东滕州的前掌大遗址。

滕州前掌大M120：44玉虎

关于前掌大遗址的历史身份，当今学者大多赞同其与商奄有关。[19]《左传·定公四年》称商奄之地为少皞之虚，而在《山海经》等传世文献中，少皞又往往居于西方，这显然不是偶然的。《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说少皞四叔济于“穷桑”，穷桑在《归藏》等文献也做“空桑”，三星堆遗址所在地古称“瞿上”，[20]而瞿上与“空桑”古音正合，这显然也不是巧合。同时，传说中薛国祖先奚仲为夏人车正，而前掌大遗址正好出土了含“薛”字的青铜器以及车马坑。又《左传》说夏后相娶有仍氏，而鲁西地区又正是有仍氏传说发生的地域。

三星堆嵌绿松石青铜虎（1995年出土）

再从考古材料来看，前掌大遗址M120出土过两件圆雕玉虎。[21]其中，较大的一件长7.02厘米，高2.95厘米，厚1.11厘米，其造型与三星堆遗址于1995年出土的一件镶绿松石的青铜虎颇为相似。这件青铜器虎长43.3厘米，宽13.2厘米。其中，一面扁平，嵌绿松石碎片；另一面为浮雕。巨头，长尾上翘，张口露，昂首怒目，双耳竖立，四脚呈行进状。[22]

无论是有仍氏还是涂山氏，按照夷夏两大系统来说，和有虞氏一样均可归入东夷集团。就此而言，虎文化或许正是东夷集团有虞氏的象征。

由“夏正建寅”可揭示夏族娶涂山氏和有仍氏的传说，还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揭发中国历史上的有莘氏之谜。在传世文献中，有莘氏与夏、商、周三代均有通婚关系，是一个极为特殊的存在。今知滕州前掌大遗址与有仍氏也就是有莘氏有关，而有莘氏与商周又均有密切关系，由此我们便可以解释出现在殷墟以及西周时期出现在洛阳的一些考古现象，而其关键的联结点同样是虎。

殷墟妇好墓出土的玉虎

在殷墟出土的铜器、玉器中，虎文化最为鲜明的无疑首推所谓的“妇好墓”。“妇好墓”庙号称“辛”，甲骨文中称之为“妣辛”，这种情况其实已经暗示有莘氏与虎文化有密切关系。换言之，殷墟的虎文化亦可视为有莘氏的文化元素。在商人的祭祀活动中，商族祭祀先公先王均在辛日，这表明在商人自我意识中，其族源可能与有辛氏有关。从古音来看，辛舜二字在声部属邻纽，韵部属旁转，古音相近。因此，不排除商的起源可与传说中的商均叛舜相联系。只不过，由于“商均叛舜”的材料不利于一元史观的形成，致使这段历史被淹没。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且留待他文来讨论。

再比如，据《左传》等文献的记载，周平三监之乱后，一些殷商遗民被迁往了洛邑，主要负责这项工作的是周公。而《左传》又言周公之子伯禽封于少皞之虚，是为鲁国。洛阳地区在西周以前的二里头遗址和偃师商城遗址中均未见鲜明的虎文化元素，而进入西周以后则在洛阳北窑的庞家沟出土了玉虎，且形制与滕州前掌大M120所出的玉虎相近。这种情况表明出现在洛邑的所谓殷遗民很可能是周公从今山东的少皞之墟迁出，由此导致在伊水流域出现了伊尹——这个所谓有莘氏媵臣的传说（见《吕氏春秋》）。而据《天问》的记载，伊尹氏居地本在商族居地的东方。

洛阳北窑庞家沟出土的西周玉虎

综上可见，虎文化的研究对于夏商二代的历史研究均具有重要意义。从某种角度说，一个考古文化中是否存在虎文化元素，甚至可以成为判定该文化是否能列入夏文化探索范围的前提。这是因为，没有虎文化的考古学材料，“夏正建寅”的讨论便缺乏可靠的基础。事实上，从语言学、民族学的角度对“虎文化”做进一步讨论， 我们还可以强化这种看法。当然，限于讨论范围，这些问题我们且留待他文来谈。

[1] 吕子方：《中国科学技术史论文集》，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84年4月第1版，第225页。

[2] 常玉芝：《殷商历法研究》，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8年9月第1版，第406页。

[3] 王聘珍：《大戴礼记解诂》，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81页。

[4] 《史记》卷二十六《历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255页。

[5] 《尔雅注疏》卷六，《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2608页。

[6] 郭沫若：《释天干》，《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第一卷·甲骨文字研究》。

[7] 竺可桢：《二十八宿起源之时代与地点》，《竺可桢全集·第2卷》，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596页。

[8] 聂鸿音、黄振华：《岁阴岁阳名义考》，《燕京学报》新6期、新7期，1999年，第1258页。

[9] 范勇：《为什么说十二生肖始于三星堆？考古学家再论端详》，《中国文物网》2017年8月22日。

[10] 柯亚先：《探索华夏十二生肖之文化渊源_由相关文创商品谈起》，《亚东学报》2019年第39期。

[11]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三星堆祭祀坑》，北京：文物出版社，1994年4月第1版，第33页。

[12] 葛介屏：《安徽阜南发现殷商时代的青铜器》，《文物》1959年第1期。

[13] 何晓琳，宫希成：《安徽阜南县台家寺遗址发掘简报》，《四川文物》2018年第6期。

[14] 王聘珍：《大戴礼记解诂》，第130页。

[15] 《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9月第1版，第81页。

[16] 张觉译注：《吴越春秋全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48页。

[17] 张澍粹集补注本：《世本》第47页，《世本八种》，北京：商务印书馆，1957年。

[18] 胡天生：《读懂汝颍古河道》，程必定、吴春梅主编：《淮河文化纵论》，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8年9月第1版，第335—355页。

[19] 邵望平：《〈禹贡〉“九州”的考古学研究》，苏秉琦主编：《考古学文化论集（二）》，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年，第21页。许宏：《对山东地区商代文化的几点认识》，山东大学历史系教研室编：《纪念山东大学考古专业创建二十周年文集1972—1992》，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264页。李学勤：《夏商周与山东》，原载《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3期。收入氏著：《中国古代文明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76页。

[20] 庄巨川、林法仁：《瞿上新探》，《巴蜀历史·民族·考古·文化》，成都：巴蜀书社，1991年，第61─67页；徐朝龙：《“瞿上”再考》，《三星堆与巴蜀文化》，成都：巴蜀书社，1993年，第275─284页。

[2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滕州前掌大墓地》，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年11月第1版，第86页。

[22] 陈德安：《三星堆：古蜀王国的圣地》，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7月第1版，第67页。